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难题
张顺洪
此文刊登在《环球视野》网络版第135期
2006年10月18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我国在21世纪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面临着三大难题：第一是如何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走共同富裕道路，第三是如何防止国家由盛转衰。
一 如何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从殖民主义时代演变过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旧时代的特点，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逐渐壮大，旧的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但要完全改变旧的世界格局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改变旧的世界格局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则是维持旧的世界秩序的力量，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改变旧的世界秩序的最强大的力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也最可能率先赶超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将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世界历史。这样的现实是称霸世界数百年的西方大国难以接受的。
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不仅现阶段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也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也必然会与在国际关系中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大国产生矛盾。
西方大国为了维护现存的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世界秩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是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它们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阻止中国的发展，一方面从外部来遏制，另一方面通过干涉中国内政进行干扰和阻止。这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我们切不可低估西方大国长期称霸世界的企图。西方大国过去称霸世界几百年,获得了无法估量的“红利”。在二十一世纪如果成功地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把中国搞跨，那么它们仍将长期称霸世界，仍将不断获取霸权带来的“红利”。不是它们想不想阻止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它们能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在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始终不渝的清醒头脑。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美国后面还跟着一群伙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的首领。今天美国在世界各地布满了军事基地，近年其军事部署逐渐向中国逼近，正试图对中国形成包围圈。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中国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足以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这是避免与西方大国发生战争的关键。没有一支足以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外部势力就可能蓄意挑起事端。内部某种势力亦会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制造混乱。而一旦发生内乱，外部势力就找到了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时机，内部冲突就可能演变为与外部势力的直接较量。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与时刻企图搞跨我们的人打交道。我们是一方面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好军事斗争准备，但一方面却又要极力避免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在21世纪，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中，既要坚持斗争，逐步迫使其接受中国成为一流强国这一现实，又要努力避免与西方大国在军事上摊牌，维护世界和平局势。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战略方针，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
如何保持社会稳定走共同富裕道路
21世纪中国面临的第二大难题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走共同富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据有的学者统计，1980年基尼系数为0.3左右，而2000年已达0.458。这说明到2000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到目前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而且学术界的某些理论尤其是鼓吹私有化的理论无疑还在和将要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经济比例的下降，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在垄断资本主导世界经济生活的今天，贫富分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也必将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若干年后我国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将会更加严峻，有可能出现威胁社会稳定的两极分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处于贫困状态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会很大。这一点中国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国情。当处于贫困状态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当大时，社会就难以稳定，就可能出现动荡和动乱。
现在60多岁以上的一代人是亲历战乱和亡国耻辱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具有极强的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精神，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经验，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深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之不易，十分珍惜与重视社会的稳定。这一代人当中，有千千万万个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而不久之后这一代人将相继退出权力机构，退出历史舞台。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绝大多数人生长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战乱的困苦和亡国的耻辱；20多岁30多岁的人甚至也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动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素质与道德素质都要与现在60多岁以上的一代人有很大差异。我们应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长期处于下岗状态的职工及其家属对社会的不满也会加剧。随着就业人口的增长，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失业队伍将会扩大，其中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类社会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将会逐渐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激化。非公有制经济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不会仅仅满足于受保护的地位，而会要求分享甚至主导国家政治权力，实现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将是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既要鼓励和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防止出现非公有制经济资本大规模持续外逃现象，使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非公有制经济“尾大不掉”。
贫富差距、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国际不利因素等等，将可能使我国阶级斗争在某个时间段激化。处理得不好，就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
如何防止这种问题发生呢？关键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由贫富差距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就不会激化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国家也能维持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调控能力，也能够经得起国际舞台上的各种风云变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是一条底线。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将会长期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理论和行动就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挑战。有的人实际上是想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与“私”、“社”与“资”的较量在中国将会是长期的，有时会是非常激烈的。
没有国有经济成分这个磐石，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时代，就难以抵挡住国际垄断资本的各种挑战和冲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防止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居民收入的继续扩大，并努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健全保障社会稳定的政治机制。
三 如何防止国家由盛转衰
21世纪中国面临的第三大难题就是如何防止国家由盛转衰。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规律就是“无常盛之国”，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兴衰是此起彼伏的。这种规律迄今为止一直在发生作用。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繁荣昌盛之后，往往会陷入衰落状态。这种衰落不一定是绝对的，可能只是相对的。在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家一般不会出现绝对衰落，但相对衰落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即先进国家被后进国家超过，相对落后的国家成为相对先进的国家，或者较强的国家变成更为强大的国家。当然，在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的时代，先进国家能否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后进国家的发展，从而对后进国家保持持久的发展优势是一个尚需观察与研究的问题。
中国在21世纪将经历一个快速的稳步的发展时期，我国综合国力将会不断上升。但是在经历一个时期的繁荣昌盛之后，会不会陷入相对衰落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要思考。中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往往在经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后就出现衰落而被改朝换代，反复出现“走弯路”现象。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能否阻止这一规律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发生作用呢？中国现阶段的繁荣发展趋势能否持久地保持下去？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中国能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一个社会或繁荣昌盛或停滞衰落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生产力的状态。生产力处于发展状态，社会就会发展，生产力处于停滞衰落状态，社会就会停滞衰落。
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可以说社会兴衰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人的素质如何决定着社会兴衰。而单个人的素质主要由德智体三个要素构成。在这三要素中，德是决定性要素，也是最活跃的要素，决定一个人的智力与体力的运用。人具有两重性，既是生产力因素，也可能构成反生产力因素，即破坏性因素。如果德出了问题，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人一夜之间可能变成反生产力因素，变成一种破坏性力量。反生产力因素多了，社会就难以发展，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看到在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出现了新的“德衰”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泛起，就是这种问题的集中表现。犯罪率的大幅度上升也是“德衰”的一种表现。1989年，中国刑事犯罪立案数为1971091，而到2000年则高达3639307。1988年以来，我国犯罪率增长幅度已超过美国1960年以来犯罪率增长的最大幅度。这种“德衰”现象如果长期蔓延下去，国家将会逐渐丧失发展的动力。而“德衰”之所以难治一个重大因素是许多人并不认为存在“德衰”现象。
精神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除了我们社会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外腐朽文化因素的影响。扑面而来的腐朽文化因素无疑加剧了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似乎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都是先进的，或者说凡是美国的文化都是先进的。理论界对资本主义文化腐朽的一面研究得不够，缺乏应有的批评。这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理论界和舆论界对目前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缺乏足够的剖析、批评与鞭笞，有的人甚至为一些腐朽的东西唱赞歌。一些人头脑中存在模糊观念，认为生活中出现的新东西都是“现代的”，凡是有关道德规范的东西，都是“传统的”或“封建的”。
在现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防止“德衰”现象的蔓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舆论宣传和理论工作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树立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培养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明辨道德是非的能力和自觉抵制腐朽、没落、颓废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能力。要形成公众舆论对不良社会行为的压力。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必然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目前已出现“德衰”现象，许多人思想道德观念十分混乱，精神颓废；社会上存在着不少封建的、腐朽的、没落的文化成份，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没落的文化因素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不良影响。我们亟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的宣传与教育，以正人心。这是防止社会主义共和国由盛转衰的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