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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内学术界对英属东非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尚无研究，国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研究，但亦未见专文论述。本文在利用有关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英属东非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行初步考察。英属东非公职机构的本土化特别是高级职位的本土化起步晚，滞后于民族独立进程，以致在殖民地独立时，仍有许多原宗主国的人员留下任职。公职机构本土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第一，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是与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相背离的，因此他们长期以来并不热衷于推进本土化；第二，由于教育被忽视，殖民地独立时确实缺乏担任某些职位的人选，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程滞后给新生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

英属东非主要是指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肯尼亚、乌干达、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在本文中一般专指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19世纪末，在列强瓜分非洲的浪潮中，英国侵占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坦噶尼喀则为德国占领。1895年，英国政府接管了英帝国东非公司所辖领地肯尼亚和乌干达；后肯尼亚成为英国的皇家殖民地，乌干达则为保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属东非为英军占领。战后，根据国联盟约，其主要部分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虽然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以不同身份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但它们实际上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由英国派总督治理，属英国殖民部主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殖民帝国纷纷解体。20世纪60年代初，英属东非相继独立。殖民地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而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

本文将对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的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行初步考察[①]。近年，国内学术界有一些关于东非地区史的著述，但对英属东非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尚无研究[②]。在国外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著述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英国殖民地公职本土化进行了一定考察。例如，肯尼思·扬格的《新国家的公职机构》讨论了独立不久的原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加纳、马来亚等的公职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如本土公职人员的缺乏；A. L.阿杜的《非洲新国家的文职机构》，对非洲新生国家文职机构的非洲化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论及英属东非的非洲化。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有一些新的研究，并有相关著述问世，如英国学者安东尼·柯克-格林的《为君主供职：皇家殖民地公职机构与海外文职机构史1837—1997》，史密斯主编的《管理帝国：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回顾》，但目前尚无专著或专文考察英属东非公职机构的本土化问题[③]。本文将在利用相关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英属东非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行初步考察。

“本土化”一词英文是“localization”，其含义在这里是指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Colonial Service）中的外籍公职人员逐渐被本土公职人员所取代。在英属东非的特殊情况下，“外籍人员”是指“所有不按本土条件供职的非纯粹的本土公职人员”[④]，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人。在英属东非的肯尼亚，有不少欧裔人和亚裔人，他们中担任公职者亦属本土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本土化是不排除这类人的，主要是用本土人员取代英国的公职人员。因此，本土化与“非洲化”（Africanization）是有一定区别的。当然，本土化主要是由非裔人取代外籍人员，因而它与非洲化的内涵实际上区别不大。所以，学术界亦有将本土化与非洲化混用的现象。有的学者还将本土化与某一个国家的“化”如“印度化”、“肯尼亚化”等同起来。在殖民地公职机构中，低级公职人员多为本土人员担任，高级职位则主要为外籍人员占有。所以，通常讨论的本土化主要是指高级公职的本土化。

在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中，本土人士担任一定的职位早已有之，但一般担任低级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属东非没有任何非洲人担任低级职员以上的职位[⑤]。1948年，英国殖民部颁印了一份关于英属东非文职机构的报告，对英属东非各领地文职机构的职位情况进行了介绍。根据该报告，英属东非各领地文职机构职位可分成四类。第一类职位包括殖民地行政机构职位，需要专业技术资格的职位如医务官员、兽医官员、皇家律师、农业官员、教育官员等，以及需要特殊资格的职位如会计师、助理警官等。这类职位几乎都由欧裔人主要是英国人担任。第二类职位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术资格，包括药剂师、工作督导员、税务官员、实验室技师等职位。担任这类职位者一般也是从英国招聘的。第三、四类则是由亚裔人和非裔人担任的职位。第三类职位主要包括助理医官、助理农官、教师等。第四类职位主要包括办事员、工匠及地位更低者[⑥]。到1950年时，除英属西非和东非的坦噶尼喀外，英属黑非洲其他领地均无非裔人担任行政、专业或技术高级文职。而在英属东非，虽然有一些非裔人履行重要的管理职责，但他们并无相关职位[⑦]。

1950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关于殖民地文职机构中本土出生的行政官员的备忘录，提出要在殖民地政治上走向自治与其文职机构高级行政职位本土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⑧]。从殖民地公职机构本土化发展进程来看，这份备忘录并未受到英国内阁的足够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也承认，“非洲化步伐的确很慢，原因是所谓的缺乏有竞争力的、合适的人选和统治集团的成见”[⑨]。直到独立前夕，英属东非的公职机构中高级职位仍然垄断在英国人手中。肯尼思·扬格在1960年指出，在英属东非和中非公职机构中的高级职位几乎都由“海外”官员担任[⑩]。

在英属东非，坦噶尼喀最早独立（1961年12月9日）；独立时，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远未结束。根据坦噶尼喀首席部长办公室1960年12月准备的一份材料，当时坦噶尼喀文职机构大约有34 500个职位。这个数字包括低级机构中的职位，但不包括按日支付工资者。在这34 500个职位中，大约30 400个为低级职位（junior posts），绝大多数由本土人担任。其余4000多个职位为高级职位（senior posts），其中有600位本土人，2000位海外欧裔官员（“有头衔的官员”），另有700位非本土的“无头衔的官员”，余下的700个职位或者空缺，或者由临时人员担任。在以上600位本土官员中，440位是非裔人，160位为以本土条件供职的亚裔人和欧裔人。在无头衔的官员中，大约500位为亚裔人，200位为欧裔人[11]。可见在高级职位中，非裔人只占极少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此后5年中，高级公职还会大量增加。英国有关机构预测每年还将增加5%，到1965—1966年度，约新增1150个职位。这样，本土化在今后5年中不仅仅意味着由本土官员担任现有的2700个高级职位，还包括新增的1150个职位。下表对1960-1965年坦噶尼喀文职机构本土化（非洲化）进程做了预测。

由上表可见，在1960—1961年度的高级公职人员中，本土人只占15.1%；1961—1962年度是28.8%。坦噶尼喀于1961年12月独立，可见独立前夕其高级公职人员绝大多数仍为外籍人员。按此表预测的进度，本土化到1965—1966年度也将只能达到78.8%，仍有20%多的高级公职由外籍人员担任。

关于独立后公职机构非洲化的进度问题，坦噶尼喀政治家们态度并非一致。立法大会一些成员曾批评政府推进非洲化的步伐太慢，但尼雷尔总理却持有不同看法。1962年夏，尼雷尔指出，在4469位中级和高级文职人员中，1454位是非裔人；而从独立以来，平均每月几乎有50位非裔人取代此类级别的外籍人员。尼雷尔认为，过急的非洲化不仅会降低文职机构的效率，而且可能导致“欧洲特权阶层被非洲特权阶层所取代”[13]。

在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程中，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本土化一般进展最慢。这两个部门是维持殖民统治秩序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殖民当局重点掌控的部门。在殖民地独立前夕，当其他部门逐渐移交给殖民地人士掌管时，英国总督却保留着控制警察机构等部门的权力。例如，在坦噶尼喀，直到独立前夕，警察机构中高级职位的本土化程度仍然很低。根据1960年11月警察专员G.S.威尔逊准备的一份材料，当时在坦噶尼喀共有244位在公报上任命的警官，其中只有63位是本土人。在这63位中，警官4位，助理警官59位；35位是亚裔，28位是非裔。非裔人占坦噶尼喀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任警官者只占警官人数的11%[14]。从英国内阁的一份文件看，坦噶尼喀独立时尼雷尔对英国人控制安全部队表现出了一定的依赖。这份文件指出，坦噶尼喀的“总理准备依靠英国公职人员维持法律和秩序”[15]。这也许是尼雷尔从实际出发的一种权宜之计，但这也同时体现出了一个新生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肯尼亚的情况与坦噶尼喀的类似，其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起步较晚。英国殖民部1961年1月的一份文件称：“证据表明，肯尼亚现在正在认真考虑本土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尚处于计划阶段。”[16]此时离肯尼亚独立只有两年多时间，而大多数高级公职仍由外籍人员和肯尼亚的欧裔人占有。肯尼亚的文职机构有约50 000非裔人，6000欧裔人（包括外籍人员和肯尼亚的欧裔人）和4000亚裔人[17]。尽管欧裔公职人员是少数，但他们却占有高级行政、专业、技术、文秘等职位。下表是1961年1月为东非总督会议准备的一份文件附录，它概要地揭示了当时肯尼亚公职机构中各级别职位由各种族人员所占有的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行政类A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总数是414人，其中非裔人只有12位；专业类A级以上公职人员总数是1238人，非裔人只有29位。当时肯尼亚非裔人口是600万，亚裔人是16万，欧裔人只有6 万[19]。而在这两类A级和A级以上高级公职人员中，非裔人不到2.5%；加上亚裔人，所占比例也不到10%。这是肯尼亚独立前两年多时间的状况。可见，肯尼亚此时面临的公职机构本土化任务十分艰巨。有材料指出，在肯尼亚独立前夕，文职机构中的高级职位只有1/7是非裔人；甚至在低级行政和技术级别上任职的人员非裔人也不到一半[20]。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以及非裔人的反欧裔人情绪，独立前夕肯尼亚出现了欧裔人纷纷离开的现象。1962年2月6日英国殖民大臣呈送内阁的备忘录讲，当时欧裔农场主与管理人员每月有400人离开[21]。这一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公职机构本土化的作用。但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提供优惠供职条件和优惠待遇担保，以阻止殖民地公职机构中外籍人离职。

英国在东非的另一块殖民地乌干达的本土化进展情况与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相似。根据英国皇家文书局出版的《乌干达：1959年年度报告》，1959年乌干达在推进文职机构非洲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向在1958年至1963年五年间实现公职人员A级和B级职位25%的本土化目标进了一步。到1959年年底，128位非裔人担任A级和B级职务，527位担任C级职务。同时，有445位非洲裔学生依靠政府或大学奖学金在海外学习。乌干达公职机构委员会认为，到1963年，大约25%的行政、专业、科学、高级管理级别能够由合格的非裔人担任[22]。

1960年英国殖民大臣的一份备忘录指出，乌干达公职机构中的高级职位只有约12.5%由非裔人担任，而坦噶尼喀只有10%由非裔人担任[23]。正如1962年10月8日英国殖民部的一份文件所说的，“乌干达公职机构像肯尼亚和坦噶尼亚的一样，在高级职位和专业技术部门极大程度上依赖外籍人员”[24]。乌干达于1962年10月9日独立。在独立前6个月，一个关于非洲化的委员会估计，在今后五年中除一些科学技术与教学职位外，“应该能实现非洲化”[25]。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大地如火如荼，一系列殖民地已经和正在走向独立。1960年初，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南非议会作了被称为“变革之风”的演讲，不得不承认整个非洲大地正刮起强劲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风。此时，英属东非各领地独立在即。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殖民地教育和培训的被忽视，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程远远滞后，不能适应民族独立运动迅速发展的要求。1961年1月，英国殖民部特地召开了东非总督会议，专门讨论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

这次会议研究了英属东非本土化现状，强调要加快本土化步伐，并就发展教育、在海外招聘公职人员、培训非裔人并任命非裔人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由于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英国总督们认识到任命和晋升非裔人的必要性，但同时强调要保持现有殖民地公职队伍的稳定性。由于殖民地即将独立，英国在这些殖民地担任公职的人员担忧其职业前程，人心不稳。殖民大臣伊恩·麦克劳德在会上讲，最好能草拟一个方案，讲清楚“没有任何合格的非裔人会被拒绝授予政府职位，但同样也要向外籍人员保证他们的任期拥有合理的安全保障”[26]。这个方案的要旨是对殖民地或新生国家的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资助，使它们能够留用或招聘所需的英国人员。这是英国当时总体殖民政策的一种体现。1960年10月，英国政府曾颁布文件《在海外政府供职》[27]。1961年，英国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海外公职机构的法案，拨出一定资金资助英国人在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任职。在1961-1962年度，英国与36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了有关协定。这种方案资助的公职人员大约有2/3在英属东非任职[28]。1961年，英国任命的殖民地公职机构人员一共581人，其中214人到英属东非任职[29]。这表明此时英属东非公职机构在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表明英属东非公职机构本土化的任务还很重，在各领地独立前夕，还有这么多英国人被派来担任公职。

这里需简单地介绍一下东非高级委员会公职机构的情况。英属东非各领地除拥有各自的公职机构外，还有公共的公职机构。为了加强管理，英国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东非高级委员会”（East Africa High Commission），委员会由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的总督组成；桑给巴尔在高级委员会中没有代表，但加入了一些公共机构。委员会下设若干行政官员，负责履行委员会的职能。东非高级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以东非为基地的公共机构，如铁路和港口机构、邮电机构、民航和空运机构、气象机构、研究机构、统计机构、税收机构等。当英属东非各领地走向独立时，东非高级委员会公职机构也面临着本土化问题。关于其未来，英国于1961年6月在伦敦进行了讨论，决定成立“东非公共机构组织”，以取代东非高级委员会，并对这些公共的公职机构做出了相应安排[30]。稍后，英国政府还与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及东非公共机构组织签订了公职人员协定，对东非公共机构中的公职人员的去留和待遇问题做出了安排[31]。殖民地独立时，英国政府一般要与其签订公职人员协定，就非本土公职人员的留任或离职待遇等问题做出安排，目的是保障这类人员的利益，并鼓励他们在殖民地独立后留任[32]。

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分别于1961、1962、1963年相继独立。离1961年初的东非总督会议时间很近，当时存在的本土化问题到独立时不可能得到大的解决。所以“本土化”仍然是这些新生国家亟需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专业技术职位的本土化问题。在1964-1965年间，在肯尼亚工作的22个水文地质人员中只有一个是非洲人；在811个医生中，大约只有50个是非洲人；在1569个中学教师中，非洲人只占1/5[33]。但也有资料认为，到1966年底，一半以上高级职位、3/4的较低级行政和技术职位已实现了非洲化[34]。当然，独立后的本土化或非洲化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尽管殖民地独立后，本土化进展较快，但因为多种原因，仍然有一些外籍人员继续担任公职。例如，在肯尼亚独立15年后，其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仍然主要由外籍人担任[35]。

以上的初步考察揭示，英属东非公职机构的本土化特别是高级职位的本土化起步晚，滞后于民族独立进程，以致在殖民地独立时，仍有一大批原宗主国的公职人员留下任职。在考察本土化问题时，安东尼·柯克-格林指出：“在整个殖民帝国权力转移期间，在帝国文职机构向国家政府机构转变过程中，承认本土人分享公职人员任命权的要求是缓慢的，而且接纳本土少数精英进入行政机构的办法也是渐进的、不情愿的。这一转变在最后阶段还受到外籍人员的退休风潮、有时甚至几成退休洪流的影响，这一状况由于空缺职位和新任命职位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而变得更为糟糕。”[36]

英属东非公职机构本土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是与殖民统治的本质、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相背离的。殖民地公职机构是殖民统治的工具，它的完全本土化就意味殖民统治的终结，意味着殖民统治者丧失在殖民地的统治利益。因此，长期以来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热衷于殖民地公职机构的本土化，相反却以种种借口，如保证公职机构的效率和公职人员队伍的质量，来阻止本土化进程。

第二，殖民地的教育水平落后，确实缺乏适当人选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来担任公职。例如，坦噶尼喀在独立时，没有一位非裔林学专家、工程师和地质专家[37]。这一点当然主要归因于殖民当局长期对殖民地教育事业的忽视。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西蒙兹指出，在非洲，“在1945年之前没能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使50年代进行的非洲化遇到巨大困难”[38]。关于殖民地教育滞后严重阻碍公职机构的本土化问题，英国有关人士是有估计的。为1961年1月举行的东非总督会议准备的一份关于公职机构本土化的材料就指出：“必须建立新的中等学校，并训练或招聘教师，但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期待于1965年之前或甚至今后10年独立的殖民地，必须寻求其他措施以促进快速的本土化。”[39] 乌干达非洲化委员会独立前夕指出，“现在乌干达面对的危险不是没有足够多的外籍文职人员离开以便为非裔公职人员腾出位置，而是太多的外籍人员离开得太快······实际上，政府行动的每一步骤，其进展都因缺乏熟练的公职人员而受到妨碍。”[40]

第三，尽管英国政府及其殖民当局早已意识到民族独立运动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阻遏，但一般认为殖民地的独立不会来得那么快。正如比尔·弗罗因德指出的，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任何向非洲人有效的权力移交都被认为是一代人时间以后的事[41]。1954年，联合国的一个考察团建议为坦噶尼喀制定一个在20年内获得独立的时间表。英国政府却认为，这样的时间表将不意味着自治，而只意味着行政和经济崩溃，或者把权力交给主要由非非裔人组成的文职机构；并且强调，采纳可能导致降低行政人员标准的政策是不合理的[42]。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也不得不承认：“民族主义精神现在超过了几年前总督们的预见，或者说超越了他们所情愿接受的程度”[43]。实际上，坦噶尼喀于1961年就获得了独立，比联合国建议的时间还要早10多年。因而，当殖民地迅速走向独立时，英国政府及其殖民当局即使认识到不得不推进公职机构的本土化，也难以找到合适人选，而培训本土人员尚需时日。

公职机构的本土化进程滞后给新生国家带来了副作用。第一，造成一定程度上对原宗主国的依赖。由于本土化进程缓慢，原英国殖民地公职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仍在新生国家供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新生国家的内政，并有利于维持原来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旧关系。当然，这一点正是英国殖民撤退战略所期待的。第二，新生国家需要一定时间建立本土化了的公职机构，这不利于新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Historians have not done much re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in British East Africa. This article seeks to make a short survey of the issu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which was pressed by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far lagged behind that of independence. Thus many expatriate officers still held senior posts in the public services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delay were that localization of the colonial service in nature would deviate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onial rulers who had thus not been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it, and that there were indeed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sufficient local candidates, especially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replace the expatriates due to the longtime neglect of education in the territories by the colonial regimes. The delay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lef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ew states.

[①] 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Colonial Service）正式名称于1954年改为“女王陛下的海外文职机构”（Her Majesty’s Oversea Civil Service；不久英文名又稍有变化，其中的Oversea变为Overseas），但在一般情况下，学者们仍然沿用“殖民地公职机构”这个概念。

[②] 笔者曾发表《战后英国关于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1945—1965）》一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但也未讨论英属东非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据笔者了解，近年国内尚无专文考察英国某一殖民地公职机构本土化问题，故不揣冒昧发表此文，以期引起学界重视和加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

[③] 安东尼·柯克-格林是英国研究殖民地公职机构史的代表人物，他撰写或主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为君主供职：皇家殖民地公职机构与海外文职机构史1837—1997》（Anthony Kirk-Greene, On Crown Service: A History of HM Colonial and Overseas Civil Service, 1837—1997），T. B. 陶里斯出版公司1999年版；《英国的帝国行政官员1858-1966》（Britain’s Imperial Administrators, 1858—1966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00年版；《帝国一瞥：〈冠〉文选集》（Glimpses of Empire: A Corona Anthology），T. B. 陶里斯出版公司2001年版。约翰·史密斯主编的《管理帝国：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回顾》（John Smith，ed.， Administering Empire: The British Colonial Service in Retrospect），伦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肯尼思·扬格的《新国家的公职机构：人员培训问题研究》（Kenneth Younger, The Public Services in New States：A Study in Some Trained Manpower Problems），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④]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6：《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坦噶尼喀》（“Loc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1960—1962)：Tanganyika”）中的第1号文件附页作了这样的解释。

[⑤] 威廉·罗杰·路易斯主编《牛津英帝国史》(Wm. Roger Loui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4卷《20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⑥] 英国殖民部文件：《关于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桑给巴尔文职机构的委员会的报告1947—1948》（Colonial No. 223：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Civil Services of Kenya, Tanganyika, Uganda and Zanzibar 1947—1948)，英国皇家文书局1948年版，第10—11页。

[⑦]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9/41，CP （50）171，《本土出生的行政人员和殖民地文职机构：1950年7月17日殖民大臣备忘录》（“Native-born Administrators and the Colonial Services：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7 July 1950”），见A. N. 波特和A. J. 斯托克威尔：《英国的帝国政策与非殖化 1938—1964》（A. N. Porter and A. J. Stockwell，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1938—1984）第1卷（1938—1951），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8号文件，第349—350页。

[⑧]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8/18，CM (50) Cabinet 48 (50)，1950年7月20日。

[⑨] A. 克里奇·琼斯：《殖民地公职机构》（A. Creech Jones, “The Colonial Service”），威廉·A.罗布森主编：《英国和法国的文职机构》（William A. Robson，ed., The Civil Service in Britain and France），霍格思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83页。

[⑩] 肯尼思·扬格：《新国家的公职机构：人员培训问题研究》，第1页。

[11]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6：《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坦噶尼喀”中的文件》（EBC 9/53/169）：《坦噶尼喀文职机构与未来宪制进展相比的状况》（“The Pos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Tanganyika in Relation to Future Constitutional Advance”）。

[12] 资料来源：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6：《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坦噶尼喀》中的第4号文件《东非总督会议》（“East African Governors’ Conference”）的附件。制作此表时省略了1962/63、1963/64、1964/65年度栏。

[13] 罗伯特·A. 曼纳斯：《非洲化、新种族主义与东非》 (Robert A. Manners， “Africanization， Neo-Racialism and East Africa”)，《今日非洲》（Africa Today）1962年11月号，第4—5页。

[14]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6：《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坦噶尼喀》中的文件《警察队的非洲化》（“Africanisation of the Police Force”）。

[15]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8/35 CC 63 （61）， 1961年11月16日。

[16]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5：《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肯尼亚》（“Localis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Kenya 1961—1962”）中的第4号文件《东非会议：公职机构的本土化》（“East African Conference： Localis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17]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5：《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肯尼亚》中的第3号文件的附件A：《本土化政策》（“The Policy of Localisation”）。

[18]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5：《公职机构的本土化（1960-1962）：肯尼亚》中的第3号文件的附件C制作；欧裔人（Europeans）包括外籍人员和肯尼亚的欧裔人；第3号文件的附件B中公职级别的顺序排列是：A、B、C、TB、P、D、E、Rank and File、SS、Ungraded。

[19] 肯尼亚与坦噶尼喀、乌干达一样，允许亚裔人从独立之日起两年内决定是否选择所在国国籍。

[20] R. 穆戈·盖思鲁：《肯尼亚：从殖民化到独立1888—1970》（R. Mugo Gatheru，Kenya: From Colonization to Independence 1880—1970），麦克法兰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06页。

[21] 弗兰克·海因莱恩：《英国政府的政策和非殖民化1945-1963：详考官方想法》（Frank Heinlein, British Government Policy and Decolonisation 1945-1963: Scrutinising the Official Mind），弗兰克·卡斯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61页。

[22] 《乌干达1959年年度报告》（Uganda: Report for the Year 1959），英国皇家文书局1960年版，第152—153页。

[23]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9/102 C（60）116，1960年7月19日殖民大臣备忘录：《女王陛下的海外文职机构》（“Her Majesty’s Overseas Civil Service：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4]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822/2266，no 378，《乌干达：‘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Uganda： The Future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英国关于帝国终结的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第1辑第4卷罗纳德·海厄姆和威廉·罗杰·路易斯主编《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7-1964》（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一部分《高层政策、政治与宪法的变化》（High Policy,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第136号文件，英国皇家文书局2000年版，第441页。

[25] 理查德·西蒙兹：《关于本土化的思考》(Richard Symonds, “Reflections on Localization”)，《英联邦政治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mmonwealth Political Studies）第2卷（1963—1964），第226页。

[26]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1017/683：《公职机构的本土化：东非》（“Localis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East Africa”）中的第8号文件EAC（61）Minute 3：《会议记录：公职机构》（“Report of Proceedings：The Public Service”）；亦参阅本卷文档中的第7号文件：《1961年东非会议：公职机构的本土化》（“East African Conference，1961：Localis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27] 《在海外政府供职》（Cmnd. 1193, Service with Overseas Governments, 英国皇家文书局1960年10月版）的主要观点见张顺洪《战后英国关于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28] 英国政府敕颁文件 Cmnd 1751：《殖民领地1961-1962》（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1961—1962），英国皇家文书局1962年6月版，第2—3页。

[29] 英国政府敕颁文件Cmnd. 1751：《殖民领地1961—1962》，第2页。

[30] 英国政府敕颁文件Cmnd. 1433：《东非高级委员会公职机构的未来：1961年6月伦敦讨论的报告》（The Future of East Africa High Commission Services: Report of the London Discussions, June,1961），英国皇家文书局1961年7月版。

[31] 英国政府敕颁文件Cmnd. 2244：《英国政府与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政府及东非公共机构组织公职人员协定》（Public Officers’ Agreement betwee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s of Kenya, Tanganyika and Uganda and the East African Common Services Organisation），英国皇家文书局1964年1月版。

[32] 关于公职人员协定的主要内容，参见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183页。

[33]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918—196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5页。

[34] R. 穆戈·盖思鲁：《肯尼亚：从殖民化到独立1888—1970》，第206页。

[35] 阿莫斯·O. 奥登约：《非洲人才流失估计：主要以肯尼亚中等职业专业人员为例》（Amos O. Odenyo， “An Assessment of the African Brain Dra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Kenyan Mid-Career Professional”），《非洲主义舆论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Africanist Opinion）第9卷第4期（1979年冬季），第45页。

[36] 安东尼·柯克-格林：《英国的帝国行政官员1858—1966》，第255页。

[37] 理查德·西蒙兹：《关于本土化的思考》，第228页。

[38] 理查德·西蒙兹：《关于本土化的思考》，第222—233页。

[39]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1017/683 EAC （61）11，《1961年东非会议：公职机构的本土化》。

[40] 罗伯特·A. 曼纳斯：《非洲化、新种族主义与东非》，《今日非洲》1962年11月号，第6页。

[41] 比尔·弗罗因德：《当代非洲的形成：1800年后非洲社会的发展》（Bill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ociety since 1800, second edition），林恩·里纳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9页。

[42] 理查德·西蒙兹：《关于本土化的思考》，第226页。

[43] A. 克里奇·琼斯：《殖民地公职机构》，威廉·A.罗布森主编：《英国和法国的文职机构》，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