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新殖民主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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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的数章中,我们对战后英美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活动和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是非常局限的。新殖民主义的内容很丰富, 应该说我们只是考察了英美新殖民主义的某些方面。而且就是这些方面我们的考察也是很不充分的, 许多问题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就考察的时间而言,我们主要集中在80年代之前, 对于近十多年来的英美两国的新殖民主义活动只是有所提及。研究材料也是有限的,有关许多问题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布。新殖民主义的许多行为非常隐蔽,并且十分复杂。这也增加了认识与考察新殖民主义的难度。在本章中我们想就新殖民主义的演变, 谈几点粗浅看法。

                     发展中国家的反抗斗争与新殖民主义的演变

    在几百年的人类近现代历史上, 贯穿始终的一对矛盾是殖民列强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前者是压迫的一方,后者是被压迫的一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殖民帝国相继瓦解,旧殖民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但是昔日殖民列强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 体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战后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进行着反对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国际旧秩序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也是不断加强的。战后发展中国家反对旧秩序的斗争的一个重大标志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 即第一届亚非会议。亚非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兴起。下一个重大标志是60年代初兴起的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倡导独立自主、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坚持反对军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1] “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是另一个重大标志。 1964年“77国集团”在联大第一届贸发大会上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要求。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 发展中国家还成立了一系列地区性合作组织和原料生产输出国组织。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种继续,是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坚持的斗争任务。巫宁耕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1986)一书中把战后发展中国家要求打破旧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分成四个阶段。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前为第一阶段,是自发斗争阶段。 从万隆会议到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为第二阶段,这是斗争的组织和发动阶段。从1964年到70年代中期为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联合斗争逐步发动并走向第一次高潮。第四阶段从70年代后期开始, 斗争处于僵持状态。 [2] 东欧巨变苏联瓦解后,应该说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力量的不断壮大和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斗争的展开, 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亦被迫不断改变其新殖民主义手法。

从考察新殖民主义演变的角度看,战后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二战结束到东欧苏联巨变,此后为第二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 由于存在苏美两霸的冷战对峙局面,英美等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是在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 反对共产主义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成了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旗号。 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与苏联对抗,一方面要控制、干涉与掠夺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阻止其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中后期,存在着一个殖民大撤退时期, 也正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 这个时期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新生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维持与新生国家的一种“条约关系”,以此来干涉、控制、影响这些国家。 如英国在殖民撤退过程中就与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签订了一系列军事方面的条约,美国也与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 这些条约和协定使英美两国在世界广大地区维持着一种军事基地网络, 并对新生国家的军事力量形成某种控制和影响。英美等国还积极组织国际集体军事条约组织, 如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 这种“条约关系”不断削弱,一些军事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相继中止,军事基地关闭。例如, 到70年代末期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均相继宣布解散。

扶植傀儡政府也是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英美等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特点。这个时期,新生国家在独立之初,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局势不稳, 内部事务极易受外部势力操纵,对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因而, 英美等国在亚非拉国家扶植了一系列傀儡政权。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 英美等国很容易通过支持军事政变或叛乱的方式推翻这些国家的政权,扶植反动军人当政。 如1953年支持伊朗反动军官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 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73年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国力的增强,政局的相对稳定,通过支持军事政变的方式来推翻合法政府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得人心。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政府或反动军人政府曾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盟友”与“合作者”。到80年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势力增长, 专制独裁日益不得人心。英美等国则打出支持民主的旗号,“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运动。 如美国在菲律宾从支持马科斯政府到与阿基诺政府合作。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迎合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力量,达到继续影响这些国家的目的, 另一方面支持“民主”也是英美等国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不稳定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可以说一直延续到90年代。

90年代的新殖民主义又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进入9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局面,东欧苏联发生了巨变,苏美两霸的冷战对峙消失了, 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有更大的余力来对付发展中国家, 同时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再也不能打出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讨论目前新殖民主义表现形式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近来一些人士对今天新殖民主义的评述。

1994年8月1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殖民主义》的文章。 文章写道:现在“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 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 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 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 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 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3]

1995年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复兴》杂志以《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北方新投资条约的威胁》为题发表了几篇文章, 讨论世贸组织中北方国家正在企图付诸讨论的有关新投资的条约方案。 北方国家(欧共体)建议签定一项在世贸组织支持下的关于投资的多边条约。在这个条约下, 东道国将被迫给予外国投资者那种本国投资者享有的权力,和在任何经济部门立足的权力。 这样的条约对“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投资的行为、活动与后果以及每一个国家都将产生最深刻的影响。 跨国公司将拥有最大的自由和权力在整个世界从事经营活动, 将会免除它们目前面对的许多政府规章。”而在另一方面, 这个条约将意味着政府再也无权或者无能力制定基本的政策法规来规范外国企业进入本国经济及其在本国经济中的活动。 现存的限制外国人的法律与政策将被取消或修改以适应新的多边投资条约。 文章认为“如果前殖民主义国家这次通过各方面将予以同意的条约而不是军事征服的手段, 为它们的公司获得立足和控制前殖民地经济的权力的话,那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4]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限制外国公司同古巴做生意。 赫伯法受到广泛的指责。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伯德在加勒比共同体第17届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美国的右派势力发出了一连串的叫嚣, 企图在本地区实行披着形形色色外衣的新殖民主义”。赫伯法表明美国企图单方面推行治外法权。 [5]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7年10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莫桑比克:新殖民主义》的文章。该文认为莫桑比克引进了大量外资的原因之一是该国在很多方面并不是由莫桑比克人管理,而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在长达28年的战争结束5年后, “外援”现在大约构成该国预算的60%。大约160家外援机构在该国开展活动。在莫桑比克,900多家公司现在掌握在私人手中,  大多是在外国人手中。  美国的恩龙公司管理着潘代气田,葡萄牙的宾馆系列主宰着旅游业。该国政府正准备把国家航空公司出售给外国投标者。 [6]

除伯德关于美国赫伯法的评价外, 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外国公司或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渗透、控制和掠夺, 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或曰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就是新殖民主义。我们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但新殖民主义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新殖民主义是一种体系,它表现在许多方面。

在军事方面,战后美国纠集西方国家成立庞大的军事集团北约。 这个军事集团起初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美苏冷战结束后,这个军事集团不断没有解散, 而且还在向东扩展。北约已同意讨论接纳波、匈、捷成为北约成员的问题, 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要求加入北约。北约大有不断向东扩展之势。不排除西方有这样的构想, 即通过北约不断向东扩展,把整个世界纳入西方主宰的全球政治实体之中。 这种构想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 美国领头的北约军事集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随时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除主导北约军事集团外,美国现阶段还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有军队,如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关岛、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中东地区的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巴林。在非洲地区,美国在埃及、吉布提和肯尼亚拥有海军基地,在博茨瓦纳、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喀麦隆、纳米比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等国驻有特种部队。在拉美地区,美国在洪都拉斯、古巴、白慕大、加拿大及格陵兰等地驻有军队。 [7] 美国的海外舰队不停地在各大洋游弋, 如第3舰队活动于东太平洋和东北太平洋,第7舰队活动于西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第5舰队活动于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第2舰队活动于西大西洋,第6舰队活动于地中海。 [8] 美国在海外的驻军随时构成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威胁, 随时准备在世界各地采取威吓行动或动用武力,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如近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对伊朗的恐吓。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常常得到其西方盟国的支持。例如, 近年英美在海湾地区的共同军事行动。在东方,美日两国也在进行新的军事合作。 1996年4月份美日两国首脑签署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指出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保持稳定与繁荣局面的基础”。 宣言公然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驻日美军基地在日本全国有133处,共有43149名美军士兵驻守。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方针的指导下, 驻日美军基地成了向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进军的桥头堡。驻日美军实际上已参与了1996年9月美军对伊拉克的空袭行动。 [9]

近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利用国际组织机构压制发展中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如近年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伊拉克。 通过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也可能达到美国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目的。 关于利用联合国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美国近年大有“挟天子以令诸候”之势。

美国凭着其经济实力,在许多国际组织机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如美国文豪布热津斯基不无自信地写到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门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10] 的确,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中, 美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两个机构近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干预也是非常活跃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的影响也在提高。 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能在这些组织中起主导作用。这两个组织在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时, 也往往构成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是“多边帝国主义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了好几种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作为工具,促进帝国主义统治”。 [11]

在战后时代,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可以说与日俱增。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更加强调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为其跨国公司的活动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采取了适当的对策,正确利用与引导外资,防止其不法行为, 那么跨国公司的投资将会起到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如果对策不当, 则跨国公司的活动可能构成新殖民主义的行为。 无疑直到今天跨国公司仍然是发达国家可能用来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工具。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资, 欢迎跨国公司投资,参与我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 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控制与干涉。

债务负担可以说是目前发达国家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一把新殖民主义枷锁。早在60年代中期,恩克鲁玛就指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就是采用高利率, 这种高利率使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据世界银行发表的1962年的数字,71个亚非拉国家负有外债约计270亿美元, 而它们为这些外债付出的利息和服务费达50亿美元左右。 [12] 6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相对于90年代而言真是微乎其微。1990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达13190亿美元。 [13]

甄炳禧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14] 1980年发展中国家未清偿的中长期外债总额为4233亿美元。 在1980年至1986年间,它们连本带利偿还了6580亿美元, 但到1986年底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11200亿美元。 这期间外债增长的重大原因就是不合理的高利率,浮动利率超过10%。 [15] 由于巨额外债和还本付息的增长,自1983年起,资本从“南方”流向“北方”,即从穷国流向富国。 按照从新货款中扣除偿还的资本和利息后的数字来计算, 1983年资本倒流是14亿美元,1988年达400亿美元,1990年增加到430亿美元。 现在每年资本倒流,即从南方流到北方的数额已超过600亿美元。 [16] 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每年缴纳的不断增长的贡赋。

关于新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 我们在第4章中进行了一定的考察。我们认为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新殖民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西方价值观念, 贬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鼓吹“西化”是目前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 一切为发达国家干涉、渗透、控制、 掠夺发展中国家制造舆论和提供理论依据的行为可以说都是新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1994年英国学者弗兰克·菲雷迪出版了《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 在该书中,菲雷迪分析了近年英美两国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帝国主义思潮。该书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后,在英美两国出现了一种明确地颂扬帝国征服的倾向。 帝国主义一词在半个世纪后又重新赋予积极的意义公开使用。 海湾战争标志着对帝国主义恢复名义的一个转折。 而把第三世界视为对稳定的主要威胁并与之对抗对重建一种有生机的帝国主义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完成这项工程关键是要把第三世界政权打成罪犯。冷战结束后,西方精英政治文化对第三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指责、 贬低与诋毁。第三世界被视为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目前不断增强的主流看法是第三世界中出现的问题起源于其自身道德与文化上的局限性,而问题的解决办法却掌握在西方大国的手中。 这种思潮为西方大国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了理论支柱。 [17] 菲雷迪这里没有用新殖民主义一词。 但这种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是不是现阶段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呢?我们认为是的。

1996年李希光、刘康等出版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 考察美国舆论攻击丑化中国的言论,分析了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动因。他们指出, “美国新闻界的白人至上,或称新种族主义, 主要表现在用产生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压制、贬低、丑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生价值。 它是以欧美五六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和欧洲中心理论,排斥、蔑视其他文化的价值。 ”“美国人把西方文化同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起来,把亚洲价值观同压制人权、 专制、反对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等同起来。 美国人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要中国人和亚洲人相信个人的人权、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绝对自由高于民族的利益、家庭的利益、 社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美国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人坚持5000年来一直强调集体思想第一和注重贡献的精神,那么, 美国人是不可能把中国置于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强权统治下的”。 [18]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的分析是值得学术界重视的,它说明在美国的确存在着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外部因素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总的来讲是不断发展壮大的,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也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日趋成熟,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发展中国家出现过不少问题,经受过不少挫折,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 这些问题、挫折和困难的产生固然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客观原因,但也有来自外部的不利影响。一些问题是与昔日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后患分不开的, 另外一些问题则是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分不开的。

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战后一直面临着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与发达国家政策与策略分不开的。首先, 发达国家贷款的高利率,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巨大损失。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 而初级产品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控制。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成品的价格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仅1980年至1993年之间, 发展中国家初级商品(不包括原油)的价格指数按名义值计就下跌了28%。 而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单位价值指数折算,下降幅度则超过了45%。 从1994年初起非燃料初级商品按时值计算才开始回升。 [19]

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殖民主义时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殖民主义者深刻的奴役和剥削, 社会正常的发展受到殖民主义的阻碍,造成十分落后的局面。经历民族解放运动后, 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科学技术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落后的局面还一时难以改观。 发达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高科技的各种限制增加了这些国家改变科学技术落后局面的困难。在科技人才流动方面, 由于发达国家在物资生活和科研设备上的优势,以及种种吸收人才的措施, 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尤其是少数几个最先进的发达国家。 人才的流失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困难。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有很大的依赖,这种依赖一时还难以消除。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典型特色就是动乱。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各种动荡和战乱。这种动荡和战乱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但也有外部的原因。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祸根和各种新殖民主义手法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出现动荡与战乱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因。 如非洲国家之间为领土问题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大多是昔日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领土纠分问题造成的。 引起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多次武装冲突的克什米尔问题就是英国殖民撤退时遗留下来的。 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经常直接插手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引起或激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 如60年代初西方诸国插手刚果内部事务,使刚果内战延续数年。 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策划政变,直接引起了动乱;扶植傀儡政权引起人民的不满, 造成社会出现动荡。 现阶段西方大国集团利用人权问题和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亦不断激起这些国家的动荡甚至战乱。埃及人权专家艾哈迈德·哈利法指出,  “西方利益集团强加给一些非洲国家的‘民主’是导致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 它们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干预致使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战乱,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20]

                           新殖民主义的前景

    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 就有新殖民主义产生的根源。新殖民主义的客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的相对削弱,新殖民主义总体上讲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新殖民主义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依然存在。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十分强大, 在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中仍占有优势。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新殖民主义存在的一个条件。 目前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 但发达国家尤其是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 在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过程中已经形成国家集团的共同利益。罗布·史蒂文指出, 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发展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全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被“先进国家之间在维持‘世界新秩序’中的前所未有的合作”所取代。 这加强了国际资本对“较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先进国家的工人进行剥削的能力。 [21] 目前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体现在南北矛盾之中。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这种剥削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向落后的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进行掠夺与剥削。 只有当新的非剥削制度的文明社会发展得比剥削制度的社会更强大,或取代剥削制度的社会时, 新殖民主义才将寿终正寝。无疑,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将会給人类带来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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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平安、王仲义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2]   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69- 274页。

[3]  《参考消息》,1994731日。

[4]   马丁·克霍尔:《反击北方的对外投资新条约》(Martin  Khor, ‘Countering the North’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Treaty’), 见《第三世界复兴》 ( Third World Resurgence), 第64期(1995年12期),第11-13页;参阅第10-19页。

[5]   《参考资料》,199675,45页。

[6]   英国《经济学家》,19971011,52页。

[7]   王小健主编:《美国军情瞭望》,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6页。

[8]   同上,第131页。

[9]   《参考消息》,1997115日。

[10]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7页。

[11]   参阅拉延·哈谢尔著《20世纪的帝国主义:移动的轮廓和变化的观念》(Rajen Harshe, Twentieth Century Imperialism: Shifting Contours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贤人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59页。

[12]  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 第248页。

[13]    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361页,附表2。

[14]   同上,87页。

[15]   同上,86-87页。

[16]   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21 世纪的生存抉择》(李吟波等译),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

[17]   弗兰克·菲雷迪:《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 Frank  Furedi, The 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 普卢托出版社1994年版, 第6章《帝国主义道义名誉的恢复》,第98-119页; 参阅张顺洪的《<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简介》,见《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07期(1997年11月),第77页。

[18]   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6-27页。

[19]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编:《1995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联合国1995年版,第28-31页,参阅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编《1996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联合国1996 年版,第56页,表3。

[20]  《人民日报》1997813(?)

[21]   罗布·史蒂文:《世界新秩序:一种新帝国主义》(Rob Steven,  ‘New  World Order:A New Imperialism’), 见《当代亚洲杂志》,第24卷第3期(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