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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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殖民扩张殖民征服殖民统治。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殖民征服的锋芒已逼近中国。鸦片战争正是这种殖民主义活动的必然结果。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外学者也有广泛的研究。然而对鸦片战争前英国人观察与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对英人如何评价中国以及这种评价与英国对华政策有何关系却缺乏考察。本文将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两个多世纪里，英人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英两国第一次外交上的接触是在1793年，这一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来中国，觐见了乾隆皇帝。此前英国来华人士主要是商人与航海冒险家，其中留下有关中国的记载的更是寥寥无几。英国人了解中国主要依靠欧洲大陆人士有关中国的记载。而欧洲大陆学者有关中国的著述大多基于来华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及其译介的中国文献。
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返英后，其成员出版了数本访华纪事， 如爱尼斯·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1795)，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1797)和约翰·巴罗的《中国游记》(1804)。 马戛尔尼本人的使华日记在他去世后，由巴罗于1807年出版。1962年克兰默宾重新整理出版马戛尔尼日记，标题为《赴华使团：马戛尔尼勋爵的日记1793-1794》。 使团技术人员丁维提亦留下了使华日记，其部分出版于由普劳德富特撰写的《丁维提传记》 (1868)之中。使团卫士塞缪尔·霍姆斯也出版了他的随团纪行。 使团其他几位成员如当时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即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斯蒂芬·埃尔斯等也撰有赴华日记稿件，尚未出版。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使团成员返英后亦出版了多本有关其访华的著作。马戛尔尼使团中的小斯当东这时是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他的关于使团访华的记述于1824年出版,题为《阿美士德勋爵使华记》。 另一位副使伊礼士于1817年出版《新近出使中国记事》。使团医师阿裨尔也出版了《1816-1817赴华纪行》。传教士马礼逊是使团的中文秘书， 他撰写了《1816年英国赴华使团纪要》(1819)。使团另一位中文秘书德庇时，后为香港总督，于1841年出版了《中国见闻录》，该书内容部分是他随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内地旅行的见闻。巴兹尔·霍尔与约翰·麦克劳德也出版了他们随使航行纪事。此外，享利·海恩也撰有随使日记稿件。
这两个使团的成员尤其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对英国社会认识中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英国社会掀起了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热潮。首先是学习中文的人多起来了。马戛尔尼来华时，在英国还找不到能当中文翻译的人，因而副使斯当东到意大利拿不勒斯中国学院请了两位攻读神学的中国学生当翻译。使华期间小斯当东就随翻译学中文。19世纪初，除了斯当东外，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乔舒亚·马什曼以及其他一些英人也学过中文。
随着对中文的了解， 英国一些人士开始撰写研究中文的著作或翻译中文书。1809年马什曼出版了《语汉语的字与音》，这是英人第一部有关汉语的论著。1814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言法》。马什曼未来中国，他的传教活动主要在印度。马礼逊的活动则主要在澳门与广州，因而他研究中文的条件优于马什曼。1815年马礼逊撰写的《通用汉言之法》出版，同年他编篡的《华英字典》第1卷在澳门出版。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中文书译成英文。例如，马什曼翻译过《论语》，1809年出版。1810年斯当东翻译的《大清律例》出版。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较完整地翻译中国法律，在当时被视为是英国第一部直接完全从汉语译成英语的著作，受到英国舆论的好评。1821年斯当东还翻译出版了图理琛的《异域录》。当时英人很重视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考察，斯当东翻译该著正是这种重视的体现。1812年马礼逊出版了《中国大众读物译品》。这个时期翻译的中文书还有P.P.托姆斯译的《花笺》(1824)，德庇时译的《老生儿》(音译 )(1817年)和《汉宫秋》(1829年)等。米怜于1817 年翻译出版了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米怜还创办了英文刊物《印支搜闻》(1818-1822)，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情况。此外，米怜等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中文书刊，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1822)等。的确， 正如阿普尔顿指出的，“随着19世纪的到来，真正的英国汉学也开始了”。 [1]
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的确出现了一个出版有关中国的著述的高潮。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除上述诸种出版物外，还有其他多种著作，如马礼逊的《中国观察》(1817)，米怜的《赴华新教传教团第一个十年回顾》(1820)和斯当东的《中国与中英商业关系杂评》(1822)。与此同时，在有关亚洲或世界的出版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内容也很丰富；各种评论杂志对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亦进行了大量的评介。
19世纪30年代，随着对中文的掌握和中文书翻译的增多， 英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加深；一些学者不仅仅对中国现状作些表面的观察与描述，而是更注重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察中国。这个阶段有关中国的代表作有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1836)，休·默里等撰写的《中国历史和现状评介》(1836)，麦都思的《中国的现状与前景》(1838年)。随着大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的出版，到鸦片战争前夕，英人对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了解。
鸦片战争前的两个多世纪里英人对中国的评价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与欧洲大陆一样，17、18世纪的英国出现过“中国热”。这种“中国热”在英国到18世纪中叶达到高峰，此后开始衰退。在出现“中国热”的同时，中国受到英国人很多赞扬性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中国热”在英国盛行时，中国的物质文化受到英人推崇与模仿。但这种“中国热”亦引起一些文人的不安，他们在批评“中国热”过程中着意贬低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笛福对中国的批评开了18世纪英人贬华之风的先河。到18世纪下半叶，贬华之风日盛。这种趋势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应该指出的是 18世纪下半叶同时亦存在着不少赞扬中国的言论。直到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后，仍有一些英国学者对中国给以很高的评价。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英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此后， 英人了解中国主要基于英国人自己对中国的观察，而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介绍及其对华看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耶稣会士往往是贬华人物的靶子。由于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及使团一些成员对中国贬斥性的评述，英人对中国的评价进一步降低，可以说贬华之风已成主流。1816年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失败激起英国一阵反华舆论，使团成员对中国亦多采取批评与贬斥的态度。
从17世纪初到鸦片战争的两个多世纪里，英人评华总的看经历了一个由褒到贬的过程。17世纪英人对华评价较高, 中国受到英人的推崇。但在18世纪上半叶贬华之风开始兴起, 些后中国就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英国贬华言论日盛，而对中国的赞扬之声却日竭。正如英国评论杂志《不列颠批评家》在1821年指出的，“在过去60年间关于中国人的大众舆论经历了很大的变更”。 [2] 而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变更仍在继续。这种对中国的理解与评价的变化对英国对华态度与政策是具有影响的。下面本文将简要阐述从马戛尔尼使团到鸦片战争时英人对华理解与评价对英国对华政策与策略的影响。
二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英国有关人士对出使中国的可行性进行了估计。英国政府与马戛尔尼本人都认为出使是可行的，有可能取得成功。使团来华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秘书处的詹姆斯·科布曾起草了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文稿，题为《关于中国和过去赴华使团的简况》。文稿介绍了欧洲赴华使团经历和中国的一些情况，认为中国皇帝并不拒绝外国使节，派遣使团赴华是可行的。文稿还在结尾处指出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可行的。“没有任何政府会如此可笑地想象经过漫长的海途劳顿的士兵会在受到如此众多的人民保卫下的国家冒险进行征服活动，不管这个民族可能被设想得如何缺乏英勇，而它还从未试其力量反对欧洲人。” [3] 这一观点有一定代表性， 表明当时英国舆论主流尚认为英国还不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
当时许多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自视大国，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 而藐视他国。因而英国使团的设计者们希望利用出使来向中国人显示英国的实力和先进之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携带了众多礼品，包括不少科技产品。其目的之一就是让清廷了解英国的先进之处和国力，从而改变对英国的态度。在使团筹建期间，马戛尔尼在给英国内政大臣享利·丹达斯的一封信中指出，“的确，中国人的习俗和政策倾向于十分注重外表印象：他们具有这种判断彼此的习惯，也有可能倾向用相似的标准来判断外国人，尤其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因而他建议，要使英国使团显出高贵的形象，大使本人还必须“具有看起来是中国人主要注重的气质和体面”。 [4] 这表明英人制定对华政策与策略是受其对中国的理解影响的。马戛尔尼使团也的确是一个庞大而豪华的使团。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便没有能达到其出使的主要目的，在其日记中他对中国进行了许多批评。但他认为中英两国的关系仍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得到改善，两国的贸易亦有可能不断扩大。在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信中，马戛尔尼这样写道：“中国人的意向正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保持与改善这种意向将是有利于公司的。 [5] 马戛尔尼的这种看法对英国政府是有影响的。尽管马戛尔尼出使失败，但英国政府尚未放弃外交交涉的途径。1794年使团返英后，英国于1795年又备礼物国书由商船送到广州，再由广东地方官转呈乾隆皇帝。此后，英人亦议及再度遣使来华。1800年3月1日老斯当东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还讨论了再次遣使来华的事。斯当东曾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在信中他表示愿意再次来华，并认为中国新皇帝鼓励变革，出使中国也许会取得成效。1805年，英国复向清廷呈国书礼物。与此同时，英国印度事务控制委员会主席、枢密院成员卡斯尔雷亦寄呈中国“首相”和两广总督书各一封，礼物各一份。国书以及卡斯尔雷给中国“首相”的信的内容主要是为加强贸易和防止法国挑拨中英关系。给总督的信是要求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自由面见总督。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于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在使团成员的构成中，英方亦作了特意的安排。当时英人认为，商人在中国地位低。为了向中国人显示商人在英国地位高，受政府重视，英方安排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职员作为使团成员。长期在广州经营商务的小斯当东等被选为使团成员。当使团到达广州附近时，斯当东作为副使加入阿美士德使团。这种安排意在“使中国政府和民众意识到公司的代表不仅受到英国君主的支持和保护，而且受到英国君主的最高的尊重”， 6其目的是要提高东印度公司职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失败， 他在解释出使失败的原因时极力指责清廷，把责任完全推给中方。在他看来，中国一些官员的错误行为和清廷的“孤立主义政策”导致了使团失败。阿美士德在给坎宁的信中写道：“从本次使团和1805年俄国使团的例子中发生的事情看，我认为除非同意不折不扣地行鞑靼叩头礼，任何外国使节都不会被接纳面见嘉庆皇帝”。71824 年当写信给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遴选委员会主席厄姆斯顿时，此时身为英属印度总督的阿美士德又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再不会有任何考虑同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时机。这是当时英国有代表性的看法。此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没有派遣外交使节来华。这种认为外交途径难以达到目的看法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影响的，有助于其图谋用武力达到目的。
19世纪30 年代英人中盛行的某些对华看法亦是有助于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首先，中国被视为停滞不前的社会。这种观点从18世纪末叶就开始流行，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广为英人接受。英文杂志《中国丛报》上的观点最为典型。 8该杂志曾宣称：在中国“没有任何原则或力量能引起必要的变革，以便使中国人达到西方最先进的民族达到的程度”。 9“中国的情况现在与印度极为一致。整个民族都处于沉睡之中，在她梦想着伟大与光荣的时候，她却正被一股迅猛的势力潮向后推去；如果这个民族不被迅即唤醒，谁能断定她将倒退到何处为止呢？”“难道我们将看着印度人加入现代改良的迅速 的进程之中，而同时又认为中国人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吗？又能设计出什么比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状况，并把这一状况展示在他们面前，然后把改良的手段交给他们这样的方式更有效的方式来使中国人受益呢？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又能使用什么比在其他地方业已证明如此有效如此成功的方法更好的方法呢？”10这段文字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处于沉睡和衰落之中，中国与印度一样应该被唤醒，让其加入“社会进步”的行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其他地区已经证明卓有成效的方法。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绝大部分已被英国征服。征服印度的成功的方式就是通过武力一步一步地鲸吞蚕食。《中国丛报》的这种观点无疑能刺激英国“自由贸易者们”武力侵华的味口，也为其采取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其次，鸦片战争前夕，英人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很虚弱。例如， 胡夏米宣称由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型巡洋舰，六只小型军舰和三或四条武装轮船，加上大约600名陆战队组成的一支舰队即能“对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11 1838年，C.T.唐宁写道：“天朝帝国的战争艺术可能处于最衰败的状态。作战体系非常糟糕，其总的目标与其说是通过军队的力量取胜，不如说是通过恐吓和腐蚀手段取胜。军事战术看来主要在于让士兵摆弄出稀奇古怪的姿态; ……海军比起陆军来甚至更不屑一顾；整个舰队据说碰到一艘单独的未武装的外国商船就马上逃离。”12
这样的描述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影响。1839年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曾告诉内阁：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船只就可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13这一估计几乎与胡夏米所宣称的一模一样。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如此低估无疑会诱使英国政府采取侵华行动。
19世纪30年代，在华英人中还流行着一种中国人欺软怕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831年在华英人向英国下议院呈递的一份请愿书中，表达得尤为淋漓尽致。请愿书这样写道：“与这个国家外事交往的整个历史表明对其政府傲慢和无理主张的坚定反抗，甚至用不完善的方式，或迟或早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友好与调和的意向。当澳门的葡萄牙人曾经保持独立时，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尊敬的对待，并且从事着广泛的有利可图的商业；但当他们采纳奴性政策时，他们却受到了蔑视；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已逐渐陷入了悲惨与衰败状态。甚至暴力经常受到这个政府的友好的对待，而顺从与遵奉其专横的法律所遇到的回报只是严惩与压制。在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史上存在着许多这类事例……”。14这种观点显然是在激励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与政策。1833年3月英国下院印发了这份请愿书，使这种看法得到了传播。 在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英人中，胡夏米也是一位典型人物。《每季评论》曾指出：“我们发现系统地漠视、不服从和行事无视(中国)总督的法令……是胡夏米先生灌输的信条”。15
这种对中国政府欺软怕硬的宣染无疑会影响到英国对华政策与策略。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时就对广东地方官采取了强硬态度。律劳卑首先对广东地方官与东印度公司大班之间已形成的交流形式进行了挑战；他事先并未通知总督他的来到，而又要求直接与总督接触。当这一要求受到拒绝时，律劳卑采取了一系列无视清朝法规的行动，甚至诉诸武力。双方爆发了冲突，此时两国几乎陷入战争。只是这时英国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和未找到适当的借口对华开战。
除了这些流行的看法外，到19世纪30年代，英人一般认为中国政府是专制腐败的，中国广州的地方官亦是贪污腐化的；中国的科学早就落后于西方，而且越来越落后；中国人道德素质低下；中国人崇拜偶像，迷信盛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却又自高自大。总之，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远远低于欧洲。美国学者何伟亚在《东方习俗与观念：英国首次赴华使团的计划与执行中的考虑》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19世纪英国对中国的攻击是以前的松散的暴力行为的重复，早在英国人枪口对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已在文字中被摧毁”。16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的确在鸦片战争前，英人对中国进行广泛的批评与贬斥，这种文字上的攻击为英国政府寻找借口发动鸦片战争作了舆论准备。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不少撰写有关中国的著述的文人公然鼓动与支持战争。英国著名评论杂志《每季评论》发表过一篇长文，标题为《中国事务》。这篇文章评述了十种与中国或鸦片贸易有关的出版物。文章指出：“英民族普遍的情绪看来是支持与中国人的战争的；部长们支持它；几乎所有我们记载了的小册子作者支持战争－－但在从事战争的方式上是不同的。”17
《每季评论》本身也是支持战争的， 并提出了自己从事战争的方式。该文指出，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是发动战争适用的部队，不宜用陆军远征。对中国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应选择在广州，然后海军沿海岸北上，直驶达白河口，对北京构成威慑。这种威慑将迫使中国朝廷求和，订立条约。英人应向中国朝廷提出如下要求：“正义与合理的赔款”，“未来人身与财产安全”，“把贸易往来置于光荣与稳定的基础之上”。对于鸦片问题，“我们承诺的一切只是不支持鸦片输入，禁止其进口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中国人拒绝这些“合理要求”，那就只好放出战船，摧毁其整个东部沿海的贸易，威胁其城镇与村庄。如果要进行破坏，则可捣毁运河航运，甚至可决堤让大水一淹千里。18《每季评论》的评论家们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为英国政府如何对付中国出谋划策。这可以说是英人对华如何理解与如何采取行动的相互关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动因是对商业与殖民利益的追求，是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不是英人如何理解与评价中国，而是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本文所强调的是英人对华观察了解与评价是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策略与政策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因素，英人对华及评价为英国政府如何对付中国提供了舆论基础。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观察了解与研究，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人对中国的情况相对而言已有了比较广泛的了解。这是有利于英国政府制定适当的对华政策与策略的。可以说英人对中国的观察了解和研究客观上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信息武器。而在中英冲突中，相比之下清廷则严重缺乏这种信息武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十分缺乏，尽管有少许著作如谢清高的《海录》，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对英国有所介绍，但它们的传播是很有限的。19战争前夕，林则徐才仓促多方收集有关英国的情况。对英国缺乏了解正是中国在面临英国的挑战时缺乏足够的准备和适当的对策以致最终在战争中失利的一个重大原因。
三
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出版了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近年该书也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对西方关于东方的研究作了一个从历史到现实的考察，认为西方研究东方时，从西方利益出发，深受西方社会环境的影响。“东方学”在他看来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智识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西方而不是东方有更多的联系。“东方学”研究的对象是东方，但这个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一个创造，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异国情调、难忘的境遇和奇特经历的地方”。20赛义德指出他说的“东方学”指相互联系的几种东西。首先，东方学是个学术称呼，凡是研究东方，从事与东方有关的教学与写作的人都可称为“东方学家”。其次，东方学是基于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划分出来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别的一种“思想风格”。第三，东方学是驾御和改组东方并对东方拥有权力的一种“西方风格”。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西方为理解、在某种情况下控制甚至合并东方的一种设计，一种目的和一种意志。21
赛义德的《东方学》是有真知灼见的， 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这部著作揭示了西方在研究、观察与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着的一些客观现象。他把西方有关东方的著述及其看法与西方如何对付东方这两者联系起来了，这是赛义德作出的突出贡献。的确，在鸦片战争前的英国人研究、考察与评价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赛义德所称的“东方学”的因素，也存在着赛义德笔下的“东方学家”(Orientalist)。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有一些文人公然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舆论，为英国政府出谋献策。无疑像这样的“东方学家”，其研究、观察与评价中国是为英国如何对付中国服务的。同时英国来华人士以及学术界对中国的长期观察与研究客观上也增强了英国对付中国的能力。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认识与评价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的制定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该国的认识与评价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考察鸦片战争的历史时，不能忽视当时英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只有了解了英人对中国的认识过程，了解了英人对中国的看法及其发展变化，才能更充分地理解鸦片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今天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评价亦是中西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对华理解与评价不仅体现在有关中国的学术专著中，而且更体现在有关中国的各种舆论之中，了解这种舆论将有助于理解西方对华政策与策略。而西方对华舆论的变化意味着对华政策与策略亦将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舆论是行动的先导。
1 威廉W. 阿普尔顿：《中国的时代： 17 和 18 世纪英格兰的中国热》 (
William W. 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哥伦比亚
大学出版社, 1951年版, 第173页。
2 《不列颠批评家》(The British Critic), 新辑第15卷(1821), 第417
页。
3 印度部图书档案馆 , Factory Records, G/12/91 文稿名 :
Sketches respecting China and the Embassy Sent Thither.
4 马戛尔尼致亨利·丹达斯的信(1792年1月4日)，印度部图书档案馆，
Factory Records, G/12/91, 第45页。
5 马戛尔尼致东印度公司的第三封信(1794年9月4日), 《英国皇家亚洲学
会会刊》，1938年, 第498页。
6 1815 年3 月3 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 印度部图书档案馆,
Factory Records, G/12/196.
7 阿美士德致乔治·坎宁的信(1817年4月21日), 印度部图书档案馆 ,
Factory Records, G/12/197, 第378页。
8 《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刊登的文章通常是匿名的，但可
明显看出其中有许多作者是英国人。
9 《中国丛报》，第4卷(1835年5月至1836年4月), 第9页。
10 《中国丛报》，第2卷(1833年5月至1834年4月), 第3-4页。
11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见列岛
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39-40页。
12 C. T. 唐宁: 《1836-1837年番鬼在中国》(C. Toogoog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 (1838年初版), 爱尔兰大学出版社
1972年版, 第3卷, 第324-325页。
13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见列岛
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49页。
14 《在华英国臣民为恳求国王陛下派遣常驻北京代表保护国民利益请愿书》
( 1831 年 6 月 28 日 ) , 见《英国议会文件：中国》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第2卷, 第10
页。
15 《每季评论》，第50卷(1833-1834), 第436页。
16 何伟亚: 《东方习俗与观念：英国首次赴华使团的计划与执行中的考虑》
(James Hevia, ‘Oriental Customs and Ideas: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
香港,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7期(1994年5月), 第145-146页; 亦见张
芝联主编: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81页
17 《每季评论》，第65卷(1839-1840), 第571页。
18 《每季评论》，第65卷, 第577-578页; 关于《每季评论》对华评价与
态度, 参阅拙文《<每季评论>与英国对华舆论》, 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
第6期。
19 参阅黄顺力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认识世界的变化趋势》，见福
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林则徐研究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0 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enquin
Books, 1978年版, 第1页。
21 同上，第2-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