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此文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顺洪

    《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先生约我写一篇笔谈时，我觉得很为难，这样的综述性文章不好写。这些年来，学习和研究历史，很少写综述性的文章，唯恐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谈得不周到。好在阎教授答应给我一点“自由”，允许我只就某一个方面谈谈感想。近年来，我主要从事英帝国史研究，主要研究英国殖民撤退史。因而，我想就与殖民主义研究有关的问题谈点浅显的看法。

    我首先简单地谈一下我对历史学的认识。我视历史学为科学，即science，而不是“人文学科”（humanity），也不是英国学者所称为的art。在英国，学术界主流把历史学当作一门art。我曾经与英国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你们把历史学当作art，那么历史研究是否就是artificial呢？把历史学当作科学，就得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不是像胡适先生讲的，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我把历史学定义为“从过去寻找未来的科学”。

    英国学者（也可以说西方学者）的许多历史著述是缺乏科学精神的，当然，他们本来就不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我在阅读英国的主流派学者有关英帝国史、殖民主义史的著述时，深深地感到他们往往不是以科学的精神来撰写历史，而是变着法儿系统地美化殖民主义史,美化宗主国的行为。我的确觉得他们的不少观点是非常可笑的。明明白白，战后英帝国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瓦解的。但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总是强调英国主动撤退，强调英国的盟友美国施加压力。近年才有专著比较明确地承认英帝国的瓦解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所以，我们在读西方主流派学者关于殖民主义的著述时，特别地需要持有一种怀疑与批评的眼光，这是非常必要的。

    倒是西方左翼学者在研究殖民主义史时，能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1995年，我到英国做学术访问，认识了一位名叫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的学者，他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我读过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殖民战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1994），一部是《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1994）。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采取了批评态度，谴责殖民国家对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并指出宗主国在镇压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一书中，菲雷迪考察和分析了90年代初英美政治文化中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他的观察非常敏锐，分析非常中肯，读其书，实能产生一种预感，即能预感到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将采取一系列践踏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撰写了不少著作和文章。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殖民主义史》。这是近年我国学术界有关殖民主义史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在专题方面，我国学术界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在英帝国史研究领域，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研究》（1997），姜守明著《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2000）。有关英帝国史的博士硕士论文也纷纷问世。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此外，钱乘旦教授还主编了《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有关西方殖民主义史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这都表明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进展。当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许多方面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对我们产生着消极影响。这里我想就两个方面谈点看法：一是关于“非殖民化”的问题，一是关于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的问题。

90年代中期，我在研究英国殖民撤退史时，读到很多国外学者关于“非殖民化”的著述。然而，究竟什么是“非殖民化”却讲得不明确，学者们对“非殖民化”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而这个词，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着实也是一个有很强意识形态偏向的概念。西方学者，例如英国主流派历史学家，在用这个概念时，一般指的是进行殖民撤退，结束殖民统治，给予殖民地独立。伦敦大学的霍兰博士（R. F. Holland）就写了这样一本书，叫做《欧洲的非殖民化1919-1981》。显然结束殖民统治是欧洲人的事。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包括我国不少学者，在使用“非殖民化”这个概念时，主要是指结束殖民统治和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在这里“非殖民化”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意思。这种用法与西方主流派学者的用法存在着本质区别。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是弄清谁是“非殖民化者”（decolonizers）。我曾就这个问题与英国伦敦大学的马歇尔教授（P. J. Marshall）讨论过。马歇尔是英帝国史方面的权威专家，亦被称为“领头的历史学家”(a leading historian)。他认为，“非殖民化者”是西方殖民国家。这里很清楚，“非殖民化”行动的发出者来自西方，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无关。绝大多数英国学者关于非殖民化的著述也是支持马歇尔教授的看法的。总之，在他们的笔下“非殖民化”行为的发出者是西方人，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在西方主流派学者的笔下，“非殖民化”大致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基本含义：一是给予殖民地独立，一是殖民撤退时采取行动维持宗主国的利益。这后一点，牛津大学的英国史专家约翰·达尔文在《英国和非殖民化：在战后世界中从帝国的撤退》一书中，流露得很充分。他说：“非殖民化实际上意味着在较不发达的世界寻求民族利益的一套新的基本规则”。[1]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罗杰·路易斯（美）和罗纳德·罗宾逊（英）曾撰写了一篇名为《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的文章。[2]显然，在他们心中，非殖民化的行为主体是西方殖民国家，而且非殖民化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帝国主义在他们的笔下，并不是一个贬意词）。显然，他们把非殖民化视作从一种控制形式转向另一种控制形式的活动。这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对“非殖民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根本不是一回事。同一个概念，有如此大的分歧，应如何处理呢？完全放弃不用，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大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这个概念的使用率非常高，以“非殖民化”概念命题的文章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就不可避免涉及到这个概念的使用问题。而默认国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混乱用法，那也是不应该的。

鉴于这种含义上的混乱，我尝试着给“非殖民化”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既要与西方学术界中这个概念的含义有联系，也要体现出中国学术界的特色，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因而，我在《论英国的非殖民化》一文中，就给“非殖民化”下了这样的定义：“‘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一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的主动行为与活动就是‘非殖民化”的真正含义。”[3]在《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张顺洪等著，1997)一书中，我也是这样定义“非殖民化”的。我是在这种意义的前提下，使用“非殖民化”这个概念。用“非殖民化”来表达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容易导致概念上和理论上的混乱。“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完全可以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而不需要用“非殖民化”这个词。

李安山教授曾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考察了非殖民化这个概念的演变及学术界的不同理解。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广博的知识，但我认为他的文章并没有解决我提出而又试图解决的问题。相反，他的文章只是把我在《论英国的非殖民化》及我们共同的著作《大英帝国的瓦解》中所试图解决的概念混乱问题，重新拉回到原来的状态。他也试图给“非殖民化”这个概念“重新定位”，认为“非殖民化”具有两层意义：“从狭义上说，它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这一历史过程”；“从广义上说，它指从各方面摆脱殖民主义的遗产。”这里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个定义是否合理，而只是指出这样一个问题：殖民统治的终结究意是谁的活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英国学术界那些主流派学者一直就以各种方式或直截了当或转弯抹角地表明，殖民统治的终结是宗主国活动的结果，殖民地的独立是宗主国自愿给予的。而客观历史事实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主要归因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归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撤出殖民地是被迫的，在殖民统治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功劳，相反，他们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殖民统治的终结。在某些地方，宗主国表现出某种“自愿”撤退，那也是被迫作出的，是考虑到各种利益因素后作出的“自愿”姿态。战后一个时期，面对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方殖民国家或者是无法维持殖民统治或者是维持殖民统治的成本过高，因而不得不纷纷从殖民地撤退，“给予”殖民地以独立。在我看来，安山同志的定义没有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谁是“非殖民化”的行为主体？

大家都在讲“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讲，昔日宗主国的学者也在讲，但是究竟谁是“非殖民化”的行为主体，谁是“非殖民化”行为的发出者，却不明确或者说存在实质性的分歧。所以，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弄清什么是“非殖民化”，谁是“非殖民化”行为的发出者。然而，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我国不少学者在研究“非殖民化”时，没能把这样的关键问题弄清楚。

最近，陈晓红同志出版了《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专门考察了戴高乐时期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她的书就没有把我上面提出的问题讲清楚。整本书考察的是非殖民化问题，但对“非殖民化”这个概念却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也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解。这样，在叙述中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陈晓红同志撰写她的著作时，已经注意到我所提出的问题和对“非殖民化”的定义。她认为我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殖民主义撤退以及殖民地独立这一历史进程的一种新视角，是中国史学界一个进步，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从宗主国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17页）我非常感谢她这一高度评价。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在史学研究中作出这种尝试的用意，我的观点的“进步”究竟在什么地方，对后来者的她在研究中有何启示。读她的著作，我有一种难言的苦涩；说实在的，这种苦涩感我在读我国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和文章时也产生过，并且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真不希望我国学者尤其是那些青年学者，在撰写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当代史时，出现这种食洋不化的现象。在陈晓红的著作中，谁是非殖民化的主体呢？当然是可敬可爱的戴高乐先生。什么是“非殖民化”？“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体系全面崩溃。这一全球性历史运动，被历史研究者称为‘非殖民化’”（第1页）。而戴高乐则“承担了结束法国殖民体系的历史使命”。（第215页）“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世界的兴起，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2页）可见戴高乐对这种“革命性变化”起到了多么大的推动作用呀！按此推理，我们完全可以把解放殖民地人民的桂冠戴在戴高乐先生的头上。戴高乐何许人也？是法国利益的代表，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法国资产阶级曾经多么狂热地要维护法国的殖民统治。结果呢？在奠边府惨败（1954），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迫与英国一起撤出埃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在法属北非碰得头破血流。可以说，法国资产阶级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推出了戴高乐的，而戴高乐这位“明智的”能够审时度势的人物显然“不负众望”，采取了撤出殖民地的措施。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与我所考察的英国的“非殖民化”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都是在被迫撤离的前提下，采取一切主动的措施来尽可能地维护宗主国的利益。陈晓红同志在她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殖民主义撤退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需求（第208页）。如何理解这个命题呢？究竟殖民主义撤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种双重力量打击下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陈晓红同志的著作基于她的博士论文。应该说，她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应用了法文与英文两种外文资料，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她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世界史学界（当然不仅仅限于世界史学界）的一个通病。我个人的看法是，像其他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她没有能够很好地消化外国学者的观点，被铺天盖地的外文材料和观点所淹没，没有把自己解放出来，浮在水面畅游，或是飞向蓝天，俯瞰大海，翱翔于万顷碧波之上。

我对“非殖民化”问题的探讨，只是试图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的一种尝试，在其他方面我也在作类似的尝试，但只是刚开始，做的事不多。在这个方面，我们面临着不少困难。的确，要建立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面我想谈谈对殖民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存在着新的美化殖民主义的学术思潮。例如，90年代英国学者P. J. 凯恩和A. G. 霍普金斯出版的《英帝国主义》一书就是变着法儿弹奏传播文明使命的老调。他们写道：“帝国使命是绅士秩序的出口版本”。“帝国是绅士活动的一个极好的舞台，是责任进步观、是与邪恶战斗、是履行职责、是取得荣誉的终极实验场所。”[4]“我们在此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把英国推到海外的那种力量与经济考虑结合在一起了，它们携带着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提高文明标准和生活标准，而相应地伴随着这个方案的是自由政治原则和传教事业的出口。”[5]

该书的作者提出了“绅士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中的“绅士”（gentlemanly，绅士的）一词具有微妙的作用，它既可理解为“绅士们的”，也可理解为“绅士般的”。当它与“帝国主义”一词连用时，就构成了“绅士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而“绅士帝国主义”则既可理解为“绅士们的帝国主义”，也可理解为“绅士般的帝国主义”。而“绅士般的帝国主义”则意味着帝国主义是文雅的、有礼貌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帝国主义涂上了脂粉。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已出现了“绅士帝国主义”(gentlemanly imperialism) 这个概念。《英帝国主义》（1993）一书的作者之一凯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使用了“绅士帝国主义”。[6]

这种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心愿在《英帝国主义》第2版（2002）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一版中，作者加了一个很长的后记，标题是《帝国与全球化》。作者匆匆忙忙地赶了一个时髦，把帝国与全球化挂上了钩：“帝国扩张的进程可以视作全球化史中的一个阶段”。[7] 而在他们考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1648-1850年的原始全球化阶段、1850-1950年的现代全球化阶段、1950年后的“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阶段。

作者认为，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英帝国促进了一种全球化，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在国内加强了民族国家，而向海外则出口了其制度和价值观念。“帝国适应了世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欧洲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和经济同地球上的其他部分的新老社会一体化。”[8] 他们还认为，就特点而言，帝国有三种。“一些帝国是掠夺性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剥夺受其控制的社会的剩余收入。一些帝国是发展性的：它们寻求把被征服者或被吸收者变成生产性的经济伙伴。还有一些帝国，以英帝国为典型，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既是掠夺性的又是发展性的。”[9] 好不容易，凯恩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这两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大教授终于在《英帝国主义》第2版中发明了这种新见解！至于哪些帝国是掠夺性的，哪些帝国是发展性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大英帝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具有掠夺性，又具有发展性。你看，我们的评述多么公允。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全盘否定我们的帝国主义！

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在研究殖民主义史时，往往要谈几句殖民主义的历史积极作用的话，似乎不说几句就显得“不够客观”，“思想不够解放”。并且在对殖民主义进行评价时，总是要先搬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为自己的观点提出理论依据。我真感到有些人对殖民主义的评价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掠夺，也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全球的展现，这是人类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又不能不是以牺牲东方人民利益的代价换取的。”[10]在这位作者看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的杀人放火抢东西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体现，是“人类的进步”。这样的说法达到了多么荒诞不经的程度！

关于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和对殖民主义如何评价，讨论的文章很多。我想建议那些准备对殖民主义进行评价的青年学者首先读一读林华国先生的文章《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见《史学研究》2002年第3期）。林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的判断主要是针对印度而言的，没有普遍意义。因而，不能机械地到处搬用“双重使命”论。例如，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征服后，并没有对印第安人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变革，而是将他们驱赶到“保留地”，使其难以发展。或者，欧洲殖民者采取毁灭性行动，屠杀印第安人。在这里，“双重使命”论是无法适用的，原来印第安人的土地变成了殖民者的家园。林先生还指出，马克思对未来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不可能都是十分准确的，如关于“双重使命”的论述就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假设。林先生强调在殖民统治下是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

林先生提出的看法，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在这里我想补充几点。首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都没有用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一词。而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就是基于这两篇文章。显而易见，我国学术界讲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马克思谈到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后果，而不是殖民主义的后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第二，在殖民统治下发生的一切并不能都归因于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例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人民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寻找民族解放的途径，这就不能归功于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一切努力及其成就也不能归功于西方殖民主义者。

第三，殖民主义的历史不是“前朝”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殖民主义的余祸未了。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殖民统治留下的祸害尚未消除，还在继续影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陆庭恩先生的论文《非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历史遗留》（见《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决不是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而自行消失，还会长期地起作用，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二、新殖民主义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什么是新殖民主义？我们认为，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强国，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及其活动。我和两位同事合撰的《英美新殖民主义》一书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一定的考察，这里不加赘述。忽视这两个方面，而忙于谈论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

第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十分盛行。在这个时而导弹横飞的时代，为殖民主义“评功摆好”是不合时宜的。苏东剧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有了更大的余力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体北约在不断扩大，美国在世界多个地区以各种借口采取军事行动；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和国的周边，美国已布满了军事基地，各种形式的军事演习不断上演。霸权主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威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大谈殖民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还很不深入，存在着不少弱点。例如，我们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探讨的工作做得很少。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是基于西方学者撰写的著作和文章这种第二手资料。这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观点的形成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另外，我们的专题研究做得也很不够。一是深入的专题研究少。二是对一些很重要的领域尚缺乏专题探讨，如在殖民主义时代，世界范围里的财富是如何流动的，有多少财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流向宗主国，这种财富流动的渠道或模式在殖民体系瓦解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不进行广泛的深入的专题研究，我们就很难准确地把握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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