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长期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在建立国际组织机构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方面,英美是合作伙伴。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英美两家保持着伙伴关系,从总体上看, 一直是紧密合作的。其次,在形成西方阵线方面,英美两家也是亲密伙伴。例如,英美两国积极合作,组成一个庞大的西方军事集团北约。在北约中英国与美国配合,支持美国在北约的主导地位。战后,英美两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包括在核武装技术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为了两国及西方的战略利益, 英国不仅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基地,而且还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布署核弹头。 战后英美两国在情报领域亦一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两国国际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

    有些西方学者把战后的美国描述成反殖民主义的斗士。一些英国学者在解释英帝国解体时,也往往连篇累牍地讨论美国的压力, 强调美国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这种作法可以说是用表面现象掩盖内在实质。战后英美是国际战略伙伴,      冷战中与苏联对抗,它们是盟友,利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讲, 在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方面英美两家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毋庸讳言,在对待英帝国的态度上,美国与英国有一定的矛盾,双方存在着利益争夺。殖民地是英国可靠的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美国资本在向外扩张中,需要市场和投资场所,需要在落后地区掠夺原料。 这方面美国的扩张过去是受到英国抵制的,美国资本在打入英帝国范围时受到一定阻碍。殖民地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与英国存在着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 但这种争夺在战后时代是服从于英美共同对付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反抗斗争这个大战略前提的。

     英美学者一般只强调英美合作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很少提甚至不提英美两国在对付民族解放运动、 对付发展中国家反抗斗争中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战后英美两国不仅在与苏联对抗中存在特殊关系,在对付发展中国家中亦存在特殊关系。关于英美两国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合作行动国内学者尚缸乏系统研究。本文将对战后英美在国际战略中的合作行动,主要是英美在第三世界地区采取的共同行动进行考察,以揭示英美间的国际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有关档案材料对战后初年英美两国紧密合作关系的揭示。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材料就表明1947年英美两国就中东和东地中海问题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双方的合作精神。19471016日至117 日英美两国代表团就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涉及该地区各国及英国殖民地或依附地的政治经济战略问题和英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问题。讨论提出了多项原则。例如,双方认为东地中海与中东的安全对美英的安全极其重要,并指出只有英国保持其在该地区强大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地位, 只有英国和美国政府保持在该地区实行类似的政策,才能维持该地区的安全。 双方还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在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致力加强彼此在该地区的地位”,一国不能以另一国为代价来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政策应是通过相互提供所有可能的适当的帮助来加强和改善相互的地位”。会谈产生的另一原则是“两国政府应就该地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情报与观点的交流和协商。 [1] 英国外交大臣指出双方代表就大多数问题已达成“实际上一致的结论”。“在我方,我们已经赞同这些结论和我们的代表建议的政策声明。 这些结论和由美国代表提出的类似的建议已经获得马歇尔先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的赞同。因此无需签订任何协定, 我们和美国人就已处于采纳了实际上相同和类似政策的状况。” [2] 这充分说明了英美在中东地区的合作。

    在远东事务上,英美两家也是合作的。19491027日英国内阁讨论了英美在远东的合作问题, 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不幸经历使其在亚洲事务上更易于接受与这个国家合作的建议”。合作的基础是“英国提供经验,美国提供财政” [3] 会议还讨论了要求美国向东南亚提供投资的问题。1950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一份内阁备忘录写道:  “二战以来美国倾向于视南亚和东南亚主要为英国的利益”。但可期望“他们最终会准备参与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讲美国希望英国带头, 并且显示出一种受欢迎的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咨询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向。这是令人满意的,应加以鼓励。” [4]

    有关195045月间英美伦敦会议的档案材料亦充分揭示了英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关系。1950424日举行的第一次双边官方会议指出1947年在有关中东政策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仍然在有效地实施。“我们应该继续遵循指导我们关系的三点意见:1、英美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磨擦将导致西方动力的某种瘫痪;2、制订共同的目标是必要的;3、双方都应尽最大努力在各个领域帮助与加强对方。” [5] 会议期间双方的报告指出:“政策协调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应该是伤害对方或捉弄对方是违反双方政府的政策的。相反,双方相同的和各自的目的应该是在它们商定的目标范围内相互给予一切适当的可能的支持以加强和改善彼此的地位。” [6]   会议洋溢着英美团结合作的气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会议期间强调了双方就共同利益问题进行经常的密切协商的必要性。“极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政策应该尽可能紧密合作,……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或者相同,或者非常接近。我们的政策并非总是一致,但有必要竭力使我们的政策完全协调或尽可能地协调。” [7]

     的确,在战后年代英美两国的合作是十分广泛的。下面我们将对英美合作的具体表现进行重点考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诞生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引起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与憎恨。在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上, 英美两国虽然有某些分歧,但总的来讲直到70年代初,采取的是共同遏制中国的策略。虽然英国于1950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英国仍追随美国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 迟迟不愿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2月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开拓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3月英国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才升为大使级。

    1950625日朝鲜爆发战争。27日英国内阁即作出决定:“英国政府应该在原则上支持美国政府建议采取的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侵略的行动”, 英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应该支持美国代表提出的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决议案。 [8]   当美国假手联合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时,英国积极支持美国的入侵行动,并派军队参战。在对待中国参战等问题上, 英美曾出现过一些分歧。但总的来讲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英国是大力支持美国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订立了一系列军事性质的条约。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和阻止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积极筹划所谓的“东南亚防御体系”。19549月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根据该条约成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是一个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集团,是英美国际战略合作的一种体现。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亚非人民的反帝反殖力量不断加强,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就是一个重大体现。美国政府对万隆会议采取了敌视破坏的态度,英国政府亦然。1955113日英国内阁讨论了万隆会议问题。外交大臣在会上指出,在印尼政府的倡议下,科隆坡国家政府首脑已邀请一些亚非国家于4月底在万隆召开会议。并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倡议,看来可能导致通过决议,指责殖民主义和要求禁止热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现在很清楚也无法阻止该会议了。”内阁认为英属非洲的领地不应有代表出席会议,并作出决定要求英联邦事务大臣和殖民大臣采取周到步骤阻拦中非联邦和黄金海岸的代表出席万隆会议。 [9]     

    1951年伊朗执行石油国有化, 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家。英国强烈反对伊朗的行动,美国积极支持英国, 加入了反对石油国有化的行列。195234日美国官员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关于冷战期间美国有关阿拉伯地区、伊朗和以色列的政策的备忘录指出:“英国过去在维持与保卫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中一直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是,在最近10年中,英国维持与保卫西方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中的利益的能力迅速衰落,导致美国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并使目前有必要评价和重新陈述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备忘录建议,“因为英国人在该地区的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地位,又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利益,美国应该与英国保持特别紧密的关系”。针对伊朗局势,该备忘录认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在采取必要的阻止局势继续恶化和改变目前趋势的行动的进程上,我们应该继续使我们的观点与英国的观点一致”。 [10]  

     当种种手段没有压服伊朗摩萨台政府时, 英美两国阴谋在伊朗策划军事政变。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谋实施的推翻摩萨台的“埃杰克斯”计划首先是由英国情报机构提出来的。双方还达成一致意见,选定与美英两国紧密勾结的扎希迪将军作为代理人。 约翰·兰尼拉格在《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指出,“埃杰克斯”行动成功地推翻了摩萨台, 把伊朗紧紧地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1953819日摩萨台在政变中被推翻,扎希迪上台就任首相。 [11] 随之伊朗的石油资源被交给由美英法荷等国石油公司组成的一个国际石油财团支配。

     为了抑制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苏联,英美两国在战后积极致力在中东地区建立由英美控制的“防御体系”。 在英美两国的一系列努力下,1955224 日伊拉克与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 公约规定“缔约国为了它们的安全和防御,应进行合作”。随之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先后加入该条约。美国表示向缔约国提供援助,并加入“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等机构。根据该条约还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它是英美国际战略体系的一部分, 是英美在中东合作的一种体现。

     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国勾结以色列,由以色列发动侵埃战争,然后英法借机出兵干涉, 妄图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搞跨纳赛尔。英法以的武装入侵行动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出于国际战略考虑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反对英法武装干涉,要求英法以立即停火撤军。美国还借英国的经济困难向英国施加压力。面对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亚非国家的反对,以及美国的压力,英法被迫同意停火, 并逐渐撤出了侵埃部队。

     苏伊士运河事件是战后英美关系中的一个插曲。一些英美学者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美矛盾是英美战后最激烈的一次冲突。 亦有学者认为美国反对英法武装入侵是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体现。我们认为美国之所以反对英法武装入侵行动,       是因为美国担心埃及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倒向苏联,导致苏联干涉中东事务, 有损西方的整体利益。 二是因为英法赤裸裸的武装入侵行动遭到广大亚非拉人民的反对,如果美国支持英法,美国亦将受到这些国家的指责。 艾森豪威尔明确承认,如果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支持英国, 那“就会使从达喀尔到菲律宾的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12] 可见,美国之所以不敢支持英国, 一个重大因素是亚非反帝反殖力量的增强。英美两国是国际战略伙伴,双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分歧,只是短暂的,局部的。

    19571月美国总统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与合作计划,并可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地区使用武力。1957321 日至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百慕大举行会议, 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商谈,英美双方由苏伊士运河事件引起的裂痕得到恢复。 艾森豪威尔称这次会议是他“二战结束后所出席的最成功的一次国际会议”。 [13] 会上还达成一些协议,如美国答应向英提供60 枚雷神导弹。

     美国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后,加强了对中东事务的干涉。英国积极配合美国的行动,尤其在约旦事务上,双方进行了密切协商。为了扶植亲西方的约旦国王,双方讨论了武装干涉约旦问题。美驻约使馆官员建议:“英美在对约政策上最密切的配合是必要的,约旦应该被视为是检验英美在中东积极合作示范的场所。” [14] 与此同时,英美也讨论了在黎巴嫩采取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支持当地友好政府”,“恢复当地友好政府的权威”,“协助维持秩序”。 [15]

    19587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共和国。伊拉克革命引起中东一些亲西方政权的恐慌。 黎巴嫩夏蒙总统本来为国内动荡局势所困,伊拉克爆发革命后,便立即要求美英在48小时内派兵进入黎巴嫩, 以协助维护其统治。714日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进行电话会谈,讨论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事宜,双方决定采取行动。电话会谈结束后,麦克米伦又给艾森豪尔威尔拍了两份电报,一份关于黎巴嫩,一份关于约旦。在关于黎巴嫩的报告中,麦克米伦写道:“我们将肯定对你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给予完全的支持”。在第二份电报中,麦克米伦讲明,英国将准备对约旦进行“军事援助”,并将把拟用于黎巴嫩的英军派往约旦。麦克米伦强调英国对约旦采取的行动是对美国将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的“必要补充”。 [16] 715日美国出兵干涉约旦,英国皇家海军让美国舰船利用其在塞浦路斯的基地,以支持美国在黎巴嫩的行动。与此同时,英国亦于717日出兵干涉约旦事务。美国发表声明支持英国出兵约旦, 并派战斗机在约旦上空掩护英军空降。 [17]

    英美的军事行动旨在阻止中东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苏联扩大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英美在中东极力扶植亲西方政权。1958311日英国内阁会议在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时意识到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涨, 认为“中东的局势正在变得更遭。沙乌德国王,美国对其寄以如此多的信赖,看来会证明是一支破芦笛。我们自己则被形势所迫向那些陈腐的、颓废的、反动的政权提供帮助……。” [18]

    英美两国战后不断达成防务方面的协定,两国首脑亦不断举行会谈。这种合作在60年代得到延续。196412月英国首相威尔逊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总统和首相重申了他们继续致力维护中东和远东的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在这一点上,他们承认了两国正在从事的支持东南亚合法政府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合法政府的军事努力的特别重要性, 这些政府在寻求维护它们的独立和反对颠覆。”这里所谓的“反对颠覆”, 就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阻止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声明中还写道:“总统和首相重申他们坚信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紧密的盟友合作的重要性”。 [19]

    60年代中期在东南亚地区,当英国纠集重兵支持马来西亚对抗印度尼西亚时,美国则忙于武力干涉越南。对于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英国有一定保留。如不愿像在朝鲜战争期间那样,公开出兵加入美国的侵略行列,但英国政府总体上讲是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1965210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与英国首相威尔逊电话会谈时表示需要英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并指出在马来西亚问题上他一直是站在威尔逊一边的,给予人力物力支持。威尔逊表达了他对美国对越政策基本上的支持。 [20] 19654月威尔逊出访美国,美国的一位官员在为总统提供的讲话要点中指出,“英国政府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支持比我们其他主要的盟友更为强大。” [21] 美国官员亦承认英国对美国的支持“具有真正的国际价值”,“甚至在限制我们自己的自由派人物的嚎叫上更具价值”。 [22] 在越南问题上, 英国政府尽管不愿公开把自己拴在美国的战车上,暗地却给予美国支持,包括设在香港的信号情报站对越南无线电通讯的侦听与截取,英国军队协助培训美国士兵丛林战技术。 [23]

     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一系列国家相继独立。 西方殖民国家不得不一步步从殖民地撤退。在西方殖民诸强中,葡萄牙是极为顽固的,在非洲发动了数年的殖民战争。葡萄牙的殖民战争得到了北约的支持, 而在北约国家中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最多的是美英法等国。 在维护南部非洲殖民主义殖余体系方面,英美两国亦进行了长期的合作, 包括以多种方式支持南非种族主义者。

    在战后的殖民撤退过程中,英国极力试图把新生国家纳入西方体系,建立亲西方政权。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是一致的。如在拉丁美洲,在被迫撤出英属圭亚那过程中,为了防止新生的圭亚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英国极力阻止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在英国撤出时组成政府。 美国政府尤其视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组成的政府为“共产主义”政府, 担心在南美大陆出现一个像古巴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24] 英美在对付贾根的人民进步党上进行了合作,最终使人民进步党在圭亚那独立时没能成为执政党,而由比较温和的全国人民大会党领导人伯纳姆在联合力量党的支持下组成联合政府。 [25]

    在亚洲当英国逐渐从印度洋地区撤退时,美国则与英国配合向印度洋扩张。1963425日美国国务院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照会提出两国政府就印度洋地区的某些小岛用作战略目的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照会指出“两国政府对在该地区具有足够的长期的联盟的存在具有共同的关注,因此,非常重要在此事务上要有有效的战略计划合作。” [26] 英国不久即作出积极响应。美国选定迭戈加西亚岛作为未来的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属于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当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英国迫使毛里求斯把迭戈加西亚岛分离出来,该岛作为查戈斯群岛的一部分被并入英属印度洋领地。1966年英美达成协议,将迭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50年。 [27] 1979年大约有1400 名美国军事与建筑人员驻该岛,还有20多名英国皇家海军人员,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因为该岛仍属英国,皇家海军人员技术上讲负责管理该基地。美国把迭戈加西亚岛作为军事基地,不仅与苏联争霸印度洋地区,同时也便于向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1980年美国人质被扣德黑兰,卡特政府曾出动直升机抢人质,但未能成功。 当时迭戈加西亚岛就作为军事基地供航空母舰运载直升飞机使用。 [28] 直到今天,迭戈加西岛仍是美国对海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学者们一般认为70年代英美特殊关系有所下降,而当撒切尔任首相时,英美特殊关系又得到加强。的确,撒切尔和里根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同点,是密切的合作伙伴。在里根两届总统期间,英美首脑会议高达15次。 [29] 80年代在国际战略中英美两国有着密切的合作,在第三世界地区采取了不少共同行动。最典型的事例有美国支持英国打马岛战争和英国支持美国轰炸利比亚。

    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得到美国有力支持。起初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英国。当战争打响时,美国总统里根指责阿根廷是侵略的一方,并宣称“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那种武装侵略一定不能让其获得成功”。 [30] 其实在战争未打响前,美国国防部已暗地向英国提供军用物资。马岛争端中,美国向英国提供的援助包括弹药与装备,1 200 多万加仑燃料和最新响尾蛇导弹。同时, 美国还向英国提供由其侦探卫星信号系统截获的军事情报。《仅仅另一颗星?1945 年后的英美关系》的作者认为“没有这样的援助,英国是否能赢得福克兰之战还值得争议”。 [31]

    19864月,美国借口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对利进行轰炸。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得到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支持。在轰炸行动中,美军动用了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基地的空军部队。撒切尔政府允许美军使用美在英的军事基地对利比亚进行空袭,正是英美国际战略合作的一种体现。

中东地区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战后年代当英国被迫一步步从这一地区撤退时,美国则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70 年代初英国在波斯湾地区剩下的保护地相继获得独立,但英美两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合作并未就此结束。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英美两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石油利益,在海湾地区维持着军事存在。1990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欧洲诸国中英国最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英国派兵加入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伊拉克战败后,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亦积极与美国配合。近年来,在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一直是美国的积极支持者。

    以上我们主要对英美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合作行动进行了考察。这一考察尽管远非全面,但却揭示战后英美两国紧密的国际战略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不仅在对抗苏联当中存在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对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也存在着战略伙伴关系。英美两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这种关系,有其历史与文化原因。美国是英国前移民殖民地,两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均讲英语,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 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战后新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力量迅速壮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兴起。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西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中有着深刻的共同利益。这是战后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战后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一种体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突出现象。这种联盟的表现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和欧盟的形成,北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存在与发展,西方七国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而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种联盟的轴心。从历史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当世界历史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新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强大,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考茨基曾经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可能形成一种世界性的联盟,即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这样就可能出现一种“超帝国主义”和平。考茨基的观点有违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现实。历史已经证明,在帝国主义瓜分和支配世界的前提下,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只能是暂时的,相互之间的争夺则是长期的不断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互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将不断发生争夺和斗争。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战争中可能成长出新的联盟,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相互交替。我们认为列宁的论述符合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现实。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划时代变化。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相对削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第二层次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则成为第一层次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了应付共同的挑战,能够形成长期的联盟。冷战结束后,苏美对峙的局面消失,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也许会有所削弱,形式会有所改变。但这种联盟短期内不会消失,因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是现阶段世界事务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在维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会保持一种联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十分突出而又复杂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势尚需学术界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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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 J.C.S.1819 19471119日,英美关于东地中海和中东事务会谈文献。

[2]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800/444ff 62-671947129[英美在中东和东地中海的关系] 贝文为艾德礼起草的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的信,见《英国关于帝国终结的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the Empire)(总编辑S.R.阿什顿),  1辑第2卷《工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罗纳德·海厄姆编)(Ronald Hyam,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伦敦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2, 141号文件。

[3]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8/12 C.M. 6249), 19491027日。

[4]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9/41 CP (50) 2001950830日贝文的内阁备忘录“根据朝鲜冲突对亚洲国际形势的评价”,见罗纳德·海厄姆编《工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2册,第160号文件。

[5]     《英国海外政策文献》(罗杰·布伦编)( Roger Bullen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2辑第2卷《伦敦会议:英美关系与冷战战略》(London Conference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d War Strategy, January-June 1950, 伦敦皇家文书局1987年版,第29号文件,1950424日第一次双边官方会议记录,ZP2/193

[6]    同上,第67号文件,195056日英美约定报告,AU 10512/2

[7]    同上,第84号文件,1950510日第4次双边部长会议记录,ZP 2/192

[8]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8/17, CM 39 (50)1950627日。

[9]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8/28 C.C.3(55) 1955113日。

[1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 J.C.S. 1684/64

[11]    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潘世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308页。

[1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3]   约翰·贝利斯:《英美防务关系1939-1980:特殊关系》,(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0The Special Relationship),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年版, 59页。

[14]    《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13卷《近东:约旦与也门》(约翰P格伦农主编)(John P. GlennonNear East: Jordan-Yemen) 美国政府印刷所1988年版,第99号文件,1957625日驻约旦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报;参阅本卷第55号文件,1957117日国务卿与英国大使会谈备忘录,第62号文件,1957414日代理国务卿与英国大使的会谈备忘录。

[15]     《美国对外关系1958-1960》第11卷《黎巴嫩与约旦》(Lebanon and Jordan)(约翰P格伦农主编),美国政府印刷所1992年版,第93号文件,1958617日近东南亚与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致国务卿的备忘录。

[16]     同上,第131号文件,19587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麦克米伦首相电话会谈备忘录;第132号文件,1958714日麦克米伦首相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报;第172号文件,1958714日麦克米伦首相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报。

[17]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第374-385页;戴维·丁布尔比和戴维·雷诺兹著《一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David Dimbleby & David Reynolds, An Ocean Ap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英国广播公司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24-225页。

[18]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8/40 CC(58)211958311日。

[19]   伊恩S.麦克唐纳编《二战后的英美关系》(Ian S. McDonald ,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戴维和查尔斯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99-201页。

[20]   《美国对外关系1964-1968》第2卷《越南》(戴维 C. 汉弗莱等主编)(David C. Humphrey ,et al Vietnam January-June 1965),美国政府印刷所1996年版,第103号文件,1965210日约翰逊总统与威尔逊首相电话会谈备忘录。

[21]    同上,第254号文件,社论记录。

[22]   同上,330号文件,196563日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

[23]  参阅克里斯托弗·格雷林和克里斯托弗·兰贡:《仅仅另一颗星?1945 年后的英美关系》(Christopher  Grayling and Christopher Langoon,   Just  Another  St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哈拉普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页。

[24]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8/37 CC 44(63)196374日。

[25]    参阅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54页。

[26]   《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第19 《南亚》(路易斯J史密斯编)(Louis J. Smith, South Asia, 美国政府印刷所1996年版,第284号文件,1963425 日国务院致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照会。

[27]   约翰·梅德利:《迭戈加西亚:印度洋的一个风暴中心》 ( Diego  Garcia:  An India Ocean Storm-Centre) 《圆桌》(Round Table), 283 (19817), 253页。

[28]   同上, 254-255页;参阅美国海军研究所《记录汇编》 (Proceedings) 110 (19849),第132-136页。

[29]    艾伦P. 多布森:《20世纪的英美关系:友谊、冲突与超级大国的兴衰》(Alan P. Dobs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50页。

[30]   戴维·丁布尔比和戴维·雷诺兹:《一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 314页。

[31]  克里斯托弗·格雷林和克里斯托弗·兰贡:《仅仅另一颗星?1945年后的英美关系》, 19页;参阅戴维· 丁布尔比和戴维·雷诺兹著《一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 314页。